凱旋門(68)_雷馬克

六八

　　【第十八章】

　　拉維克正從火車站走出來。他很疲倦，又很髒。在熱氣騰騰的車廂裡，待了十三個小時，擠在一起的都是一些吃大蒜的人，一些獵人和獵狗，一些把雞籠和鴿籠放在膝蓋上的女人。而在上車以前，又在邊境上呆了將近三個月之久——

　　他在香榭麗舍大道上走著。薄暗中有一點兒閃光。拉維克抬起頭來觀看。那閃光仿佛是從許多用鏡子鑲成的角錐體上發出來的，那些角錐體矗立在圓心廣場的周圍，把五月裡最後那種灰色的光芒，來來回回地映耀著。

　　他站住了，更凝神地注視著。那真是許多用鏡子鑲成的角錐體。到處都是的，就在鬱金香的花床背後，鬼怪似地重重疊疊地安放著。「那是些什麼啊？」他問一個正在平整一畦新翻泥地的園丁。

　　「鏡子，」園丁連頭也不抬地答道。

　　「那我知道。上一回我在這兒可是沒有的啊。」

　　「你好一陣子不來這裡了吧？」

　　「三個月。」

　　「啊，三個月，這是最近兩個星期才安裝起來的。為了英王。他來這兒訪問。這樣，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臉給鏡子照出來啦。」

　　「妙極了，」拉維克說。

　　「當然囉，」那園丁卻毫不驚奇地答道。

　　拉維克往前走去。三個月——三年——三天；時間是什麼？它什麼都不是而又什麼都是。現在的事實是，栗樹都在開花了——而先前，連一片葉子都還沒有呢——德國又撕毀條約，佔領了整個捷克——在日內瓦，一個名叫約瑟夫·布魯門塔爾的難民，在一陣歇斯底里的狂笑中，在國際聯盟的總部門前開槍自殺了——在他自己胸腔的什麼地方，還遺留著肺炎的創痛的殘痕，那一場幾乎送命的大病，是他在貝爾福用京特這個化名的時候生的——而現在，在一個酥軟如女人乳防一樣的晚上，他又回來了；所有這些事實，他都幾乎不覺得驚奇。一個人接受這些事實，跟接受其他許多事情一樣，總懷著一種宿命論的寧靜心態，這種心態原是無依無靠時候的唯一武器。

　　天空，到處都是一樣的，也永遠都是一樣的，覆蓋著兇殺、憎恨、犧牲和愛情——樹又開花了，毫無疑義地，一年又一年——青梅色的薄暮轉變著，忽來忽去的，跟那些護照啊、叛變啊、失望啊、希冀啊都沒有關係。重返巴黎，這是好的。走著，慢慢地走著，無思無慮地走著，在銀灰色的光芒下，沿著這條街，那也是好的；能有這樣一個時辰，仍然充滿著只是暫時喘息一下的心情，充滿著一種在交界線上逐漸更替的心態，在這裡，一種遙遠的哀愁和一種僅僅因為能夠活著而經常出現的輕微的喜悅，仿佛天地接壤似地粘合融和起來，這也是好的——這是到達巴黎後的最初一個小時，人還沒有重新遭受箭刺和刀戮——這種古怪的獸類的感覺，這種來自遠處、去向遠方的呼吸，這種微風，還沒有摻雜著情感，沿著心靈的通道，經過事實的陰沉的火，經過過去那釘著釘子的十字架，經過未來那裝著倒刺的鐵鉤，這種中間休止，這種動盪中的沉靜，這種停頓的片刻，這種最公開也最秘密的存在形式，這種在世界的曇花一現中，永恆的並不重要的一次跳動——

　　＊＊＊

　　莫羅佐夫坐在國際旅館那間有著棕櫚盆景的房間裡。他正在喝著一瓶沃萊白葡萄酒。「喂，鮑裡斯，老朋友，」拉維克說。「我好像回來得很巧呢。那是沃萊酒嗎？」

　　「還是那種酒。這一次是三十四年的。稍微甜了一點兒，味道也凶了一點兒。你又回來了，很好。已經三個月啦，是不是？」

　　「是的，比往常長了一些。」

　　莫羅佐夫搖搖桌子上那只老式的鈴。那仿佛是鄉村教堂裡聖器看管人的鈴聲。「墓窟」裡只有電燈，沒有電鈴。裝了也不值得；難民不大敢搖鈴。「你現在用什麼名字？」莫羅佐夫問。

　　「還是叫拉維克。我在警察局裡沒有提起過這個名字。我只說我叫伏切克，紐曼和京特。隨意的使用著。我倒不願意放棄拉維克。我喜歡這個名字。」

　　「他們沒有發現你住在這兒吧，是嗎？」

　　「當然沒有。」

　　「原來如此。否則他們會來搜查了。這樣，你還可以住在這兒。你的房間還空著。」

　　「那個老太婆知道我出事了嗎？」

　　「沒有，誰也不知道。我告訴他們，你到盧昂去了。你的東西都在我那邊。」

　　一個姑娘托著扁盆過來了。「克拉麗莎，拉維克先生要一杯酒，」莫羅佐夫道。

　　「噢，拉維克先生，」那姑娘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回來了嗎？你去了不止六個月了，先生。」

　　「三個月，克拉麗莎。」

　　「不會的。我以為總有六個月啦。」

　　那個姑娘一轉身走開了，不多一會，「墓窟」裡的那個懶散的招待，手拿一個酒杯走了過來。他沒有托扁盤；他在這兒服務了很久，可以這樣隨便了。他的臉上露出一種想要說點什麼的表情，卻給莫羅佐夫猜中了。「好的，簡。你說拉維克先生到底離開多久了，你確切知道嗎？」

　　「可是，莫羅佐夫先生！當然我是連日子都知道的！一起整整的——」他停頓了一下，等待著反應，然後微笑地說：「整整的四個半禮拜！」

　　「對啦，」拉維克不等莫羅佐夫回答，便這樣說。

　　「對啦，」莫羅佐夫也答應著。

　　「當然囉。我是從來不會記錯的。」簡走開了。

　　「我不願意讓他失望，鮑裡斯。」

　　「我也這樣。我只是要讓你知道，事情已經成為過去，時間的觀念就淡薄了。那是一種慰藉，一種恐懼，或者也是一種無所謂的事情。我跟尼奧勃拉辛斯克衛團的貝爾斯基中尉，在一九一七年莫斯科分別的。我們是朋友。他往北穿過了芬蘭。我卻穿過了滿洲和日本。八年以後，我們又在這兒見面的時候，我以為一九一九年在哈爾濱見過他，他卻以為一九二一年在赫爾辛基見過我。居然時間相差了兩年——空間相差了幾千英里。」莫羅佐夫拿起酒瓶，酌滿了一杯。「你瞧，至少我們還認識你的。那就給人一種家鄉之感了，是不是啊？」

　　拉維克喝著酒。酒是冰冷而清淡的。「這次我又到過靠近德國邊境的地方，」他說。「靠得近極了，在巴塞爾下去一點。路的一邊屬瑞士，另一邊屬德國。我在瑞士的邊界裡吃櫻桃。可以把核吐到德國。」

　　「那也給你一種家鄉之感嗎？」

　　「不。卻也不覺得離得太遠。」

　　莫羅佐夫微笑了。「那我也理解。路上怎麼樣？」

　　「照例是那樣。一句話，困難得多了。他們在邊境上防守得更嚴。有一次我在瑞士給他們抓住了，又有一次在法國。」

　　「為什麼你從沒有寫過一封信來呢？」

　　「我不知道這兒的警察會管制得怎麼樣。有時候，他們會有一股子勁的。還是不要跟任何人冒險的好。總而言之，我們都沒什麼可談。打仗時的老辦法，靜靜地躲著，溜走。你以為還有什麼別的事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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