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旋門(24)_雷馬克

二四

　　那張臉，他以為剛才又看到的那張微笑的臉——他一定是看錯了！哈克在巴黎，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把往事拋開。既然你一點辦法也沒有，卻為此而讓自己氣得發瘋，那是毫無意義的事情。等那邊一切都崩潰，大家可以回去的日子，總是會到來的。到那時候……

　　他招呼招待付了賬。可是一路上他還在不由自主地搜索著街上的每一張臉。

　　＊＊＊

　　他和莫羅佐夫一起坐在「墓窟」裡。

　　「你以為那就是他嗎？」莫羅佐夫問。

　　「不。可是他非常像。真是見鬼，像極了。也許我的記憶力再也靠不住啦。」

　　「你在那家小酒店裡，運氣可真不好呢。」

　　「是的。」

　　莫羅佐夫沉默了一會兒。「害得你心驚肉跳，是嗎？」半晌他才說道。

　　「不。為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

　　「我是知道的。」

　　莫羅佐夫沒有回答。

　　「見鬼，」拉維克說。「我想我現在會撇開這個念頭的。」

　　「你決不會。我是過來人。尤其是在最初的時候。在最初的五六年裡。我還等著三個人呢，他們在俄國。一共有七個。四個已經死了。其中兩個是被他們自己的黨槍斃的。我已經等了二十多年。還是從1917年等起的。三個人中，還活著的一個應該是七十歲了。另外兩個，也該有四五十歲。他們都是我仍然希望弄到手的人。為了我的父親。」

　　拉維克望著鮑裡斯。他已經六十多了，是個彪形大漢。「你一定會弄到他們的。」他說。

　　「是的。」莫羅佐夫把一雙巨掌合攏又分開。「我等的就是這個。所以我更珍惜自己。我現在已經不常喝酒了。這件事也許需要一段時間。我不能不養得健壯一點。我倒不想用槍將他們打死，或者用刀將他們捅死。」

　　「我也不想。」

　　他們坐了一會兒。「我們來下一盤棋好嗎？」莫羅佐夫問。

　　「好呀。可是棋盤都不空呢。」

　　「那邊，那位教授下完了。他是跟李維下的。總是他贏。」

　　拉維克走過去拿棋盤和棋子。「你已經玩了很久啦，教授，」他說。「玩了整整一個下午。」

　　那老頭兒點點頭。「它真使你著迷。下棋比玩任何一種牌都來得完美。玩牌還有運氣的好壞。不夠解悶消愁。而下棋，則有一番自己的天地。一下棋，它就取代了外面的天地。」他抬起那雙紅腫的眼睛。「那天地是並不怎麼完美的。」

　　他的同伴李維忽然咩咩地叫了起來。接著就悶聲不響，惶恐地朝四周張望了一下，跟著那教授走了。

　　他們玩了兩盤。莫羅佐夫站起身來。「我得走了。又要去替人類的精英開門了。你為什麼再也不來沙赫拉紮德了？」

　　「我也說不上。碰巧沒去吧。」

　　「明天晚上怎麼樣？」

　　「明天我不能。我要去瑪克辛飯店吃飯。」

　　莫羅佐夫露出牙齒笑了笑。「像你這樣一個非法的難民，混在巴黎最豪華的場所，倒是要點兒膽量的。」

　　「那些地方，乃是十分安全的唯一處所，鮑裡斯。一個人舉止行動顯得像難民一樣的，反而會一下子被抓去。你應該明白這些個道理，雖然你已有了一張南森護照^①。」

　　「是的。那時候你想跟什麼人一起去呢？跟德國大使同去，作你的另一道護符嗎？」

　　「跟凱特·赫格斯特龍。」

　　莫羅佐夫吹著口哨。「凱特·赫格斯特龍，」他說。「她已經回來了嗎？」

　　「她明天早上就到了。從維也納來。」

　　「很好。那我以後反正會在沙赫拉紮德見到你們的。」

　　「也許不會。」

　　莫羅佐夫表示不相信。「不可能！凱特·赫格斯特龍在巴黎，沙赫拉紮德便是她的大本營。」

　　「這一回可不一樣了。她是來住醫院的。最近幾天裡就要動手術。」

　　「動過手術她很快就會來的。你真不瞭解女人。」莫羅佐夫眯細了眼睛。「難道你不要她來嗎？」

　　「為什麼不要？」

　　「我剛才想到，你把那個女人送到我們這兒來了之後，就沒有跟我們在一起過，瓊·瑪陀。看來不見得是碰巧沒去吧。」

　　〔①南森護照：當時國際聯盟發給難民的護照。〕

　　「胡說。我甚至還不知道她仍然跟你在一起呢。你們能用她嗎？」

　　「用啦。起初在合唱隊。現在她有一個短短的獨唱節目了。唱這麼兩三支歌。」

　　「在這段時間裡，她還能應付得了嗎？」

　　「當然囉。為什麼不呢？」

　　「她可灰心絕望得厲害。可憐的人兒。」

　　「什麼？」莫羅佐夫問。

　　「我說可憐的人兒。」

　　莫羅佐夫微微笑著。「拉維克，」他用一種父親般的口吻答道，臉上突然顯出來草原、空間、知識和世界上所有的經驗，「不要胡說。那個女人可是一個放蕩的女人。」

　　「什麼？」拉維克問。

　　「一個放蕩的女人。不是娼妓。是一個放蕩的女人。假如你是俄國人，你就會懂得的。」

　　拉維克大笑起來。「那她一定大變了。再見，鮑裡斯！願上帝保佑你的眼睛。」

　　【第七章】

　　「什麼時候我得住醫院，拉維克？」凱特·赫格斯特龍問。

　　「隨你便。明天、後天，什麼時候都行。相差天把問題不大。」

　　她站在他面前，柔弱，稚氣，自信，美麗，卻不再年輕了。

　　兩年前拉維克為她割過盲腸。那是他在巴黎的第一次手術。她為他帶來了好運。從此以後，他在那兒繼續工作，從沒有警察再來跟他找過麻煩。她是他的吉星。

　　「這一次我倒有點兒害怕，」她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可是我有點兒害怕。」

　　「你用不著怕。還不是例行公事。」

　　她走到窗子前面，朝外望著。那兒是蘭開斯特旅館的院子。一株古老而碩大的栗樹，張開它蒼老的手臂，伸向濕漉漉的天空。「這雨啊，」她說，「當我離開維也納的時候，天在下雨。我在蘇黎世醒來，雨還在下。而現在到了這兒——」她又把窗簾拉上了。「我不知道自個兒是怎麼回事。我想我是老了。」

　　「一個人還沒老的時候，往往會這麼想的。」

　　「我應當不一樣。兩星期前我離了婚。我應當高興啊。可是我卻厭倦得很。什麼事情都在重演著，拉維克。為什麼啊？」

　　「事情決不會重演的。重演的是我們自己哪，就是這麼回事兒。」

　　她微笑著，坐到一張安放在壁爐旁邊的沙發上。「幸而回來了，」她說。「維也納已經變成了軍營。淒涼得很。德國人在作踐它。跟他們一起的還有奧地利人。奧地利人也同德國人一樣，拉維克。我原先以為那是悖逆天理的：一個奧地利的納粹。可是我竟親眼看到他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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