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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聞之,他們全悻悻然,覺得他占了便宜,因為他不是個幹力氣活兒的。他知道他們的心思,便不敢過於喜形於色。但他的確高興,而且暗自感到勝利了。

  週六下午回家,一路上可真叫美妙——在明媚的陽光中匆匆趕路,確是喜滋滋的。在特魯羅下了車,進城的路上他遇上了另外一批預備服役的人。他們還要熬上幾周或幾個月,苦苦等待,心中無底。他們沖索默斯瞅著牙嘲笑,他們自然是妒忌他。他早已被劃入另類,被當成怪物。

  因為不合格而被刷了下來,成為被刷下者之一。那又怎麼樣?康沃爾人總是害怕疾病或身體上的殘疾。「哪兒出毛病了?」他們會這樣問。他們會說,與其給劃入木合格之列,還不如讓人一槍斃了算了。說是這麼說,其實他們大多數也在絞盡腦汁在自己身上找毛病,以期達到劇下來的目的。可一旦給劃入不合格之列,他們又會因身體上的缺陷感到萬分羞恥。

  索默斯才不在乎呢。讓他們給我貼上殘疾的標簽吧,他自忖道。我知道我身子骨兒弱,可話又說回來了,它還是頗為健壯的,這可是攜有我之自我的唯一軀體。讓那些傻瓜們側視它,說我胸部發育不全吧,隨他們說去,只要放我一馬就行。

  還有,那位和藹的醫生規勸他想辦法為自己的國家效力,對此,他考慮了不知多少遍了,可一到要做起來時,他就意識到他什麼都做不了。不能以任何方式,無論直接或間接的,為戰爭服務,儘管做起來會很容易。他在倫敦有不少聲名顯赫的朋友,他們能為他找到工作,甚至一些十分可心、收入不菲的文學工作。他們會十分高興地為他找工作,省得他賦閑寫些個招他們心煩的雜文,成為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一些人的兒子。兄弟和丈夫正在遠方作戰,讀索默斯先生這樣的雜文則毫無樂趣可言:「這場戰壕和機器的戰爭,是對生命自身的褻瀆,我們都在幹這種褻瀆的勾當。」不錯,他們說,可我們趕上戰爭了,怎麼辦呢?我們跟他一樣恨這戰爭,可我們不可能老在康沃爾躲著呀。

  這樣說也對,他不是不懂,那麼多英勇慷慨之士被投進了這架人妖殺人機器中了,這教他感到莫大的痛苦哀傷。他們正在全力以赴。再說也沒別的可做。可即使這,也不是讓他上前線的理由。

  如果這些年以來男人們一直保持內心堅定健全,就不會有這場戰爭了。如果在最初英國有足夠意志堅強、靈魂高傲的人讓英人感到是在堅強、勇猛、光榮地戰鬥,戰事的發展就不會到這步田地。可是英國陷入泥漿躊躇不前了,於是恐怖之浪逐漸洶湧起來。

  現在,如果時局將幾乎所有的男人都逼入恐怖之中,而且恐怖一日甚似一日或死亡將臨,他那孤獨靈魂無可救藥的境遇便使得理查德·洛瓦特不可避免地置身於局外了。如果說有外在的、時局造成的不合理和宿命,那同樣有內在的不合理和內在的命運。他是絕然敢於追隨自己內在的命運的。他必須保持獨立,置身於一切之外,一切,明白正在發生什麼,明白自己在做什麼或不做什麼。他必須明白,必須信守住自己,不能被迫做任何事。

  這是因為,男人首先是個陸地動物和思想冒險家。一旦人類的意識淪陷並被俗事的潮流淹沒,思想的冒險就停止了,正如英國最優良的意識被淹沒了一樣,無論和平主義者還是愛國主義者,全一樣,英國的靈魂在戰爭期間淪陷了。它本來是一個清醒、高傲並有自我責任感的靈魂,就那樣失落了。我們都戰敗了,可能德國敗得最慘。所有的運氣都失掉了。當人類清醒的靈魂在重壓下崩潰、無法自持並沉淪,思想的冒險總是要失落的。隨之湧現出來的是老鼠和博頓利及追隨者們,於是人類冒險之舟就成了海盜船,幹的是齷齪的海盜勾當。

  理查德·洛瓦特無可依賴,只有自己的靈魂。那就依賴它並試圖保住自己的智慧。即使沒人與他為伍,他也幾乎沒有感知。他就像沉船後抱緊一塊木板那樣,絕望地抱著他自己這塊木板。

  那一段忐忑的日子永遠改變了他的生活。如果看到郵遞員跌跌撞撞下山穿過沼澤上的灌木叢,他腦海裡閃過的第一個念頭便是:他帶來了什麼?這位郵遞員已過了服民兵役的年齡,分送那印有「為陛下服役」字樣的可惡信封,他會樂不可支地「嘿嘿」,那信封給誰,就意味著誰被招去受罪。這郵遞員是個了不起的衛斯理宗教徒,在教堂裡當牧師。一想到別人要下地獄,他就感到欣慰。這人,不光懷有宗教熱情,更有康沃爾人天生的幸災樂禍之心。

  只要沼地的路上出現自行車的影子,只要它拐到支路向村舍駛來,索默斯便會極目辨認那車上的綠衣使者是胖子還是高個子,是那個小隊長還是那個治安官來索要進一步的身份證明。

  「我們需要您的出生證明,」小隊長說,「他們從博德明來信,索要您的出生證明。」

  「那就讓他們去找吧,沒有,我手裡沒有這個。您攥著我的結婚證明呢,你知道我是誰,我出生在哪兒,等等一切。讓他們自己去找出生證明吧。」

  理查德·洛瓦特已經失去最後一點耐心了。可他們就是硬說他是外國人——可憐的索默斯,僅僅因為他留著一撇小鬍子。他可是英國造就的最為情真意切的英國人了,對他的國家懷有一腔子激情,儘管這激情時常是仇恨的激情。可他們卻硬說他是外國人。呸!

  他和哈麗葉什麼活兒都自己幹,什麼東西都自己去買。一個冬天的午後,他們背著帆布背包沿著海邊的路回家,兩個身著卡其布裝、軍官模樣的人便跟了上來。

  「對不起啦,」其中一個沒事找事、拿腔拿調地說,「包裡裝著什麼?」

  「幾件雜貨。」洛瓦特說。

  「我想看看。」

  索默斯把袋子放到路上。那個高個子頗有樣兒的軍官彎腰裝腔作勢地在袋子裡的一磅大米、一塊肥皂和十來支蠟燭中摸了一遍。

  「哈!」他興奮地叫道,「這是什麼?照相機!」

  理查德窺視一下軍官那只在袋子裡摸索的紅色手臂,一時間他幾乎相信是有一台相機神出鬼沒地出現在了那幾樣東西中,因為說他犯罪的暗示太強烈了。他發現紙包裡包著什麼硬物件。

  「一包鹽,也就值一便士。」他平靜地說,儘管他已惱羞得臉色發白。

  可是那個紳士氣的軍官還是撕開了鹽包。確實是一包普通的食鹽。他看完就把包推到了一邊。

  「我們得加小心。」另一個官小的說。

  「那當然了。」理查德紮上袋子道。

  「再見吧!」哈麗葉說。

  那兩人將手舉至半高行個禮,轉身快步離去了,理查德和哈麗葉從而有了機會跟在他們身後,看他們那高貴的背影。哦,他們可是紳士,道地的英國紳士,或許還是康沃爾人。

  哈麗葉「撲味」一聲笑了出來,叫道:「可憐無辜的鹽巴喲!」

  毫無疑問,那件事也令她心裡發堵。

  那是聖誕節時分,索默斯夫婦的兩個朋友來村舍做客。那還是美國加入協約國之前的事,那男士帶來了一大包美國精美食品:喬麥面、紅薯和楓汁糖,那女士則帶來了一大籃子水果。他們可是毫無畏懼,一定要在這孤零零的村舍裡過聖誕節的。

  聖誕前夕,屋外漆黑一片,大雨滂沱,世上沒有哪個地方比康沃爾沼地邊上更黑暗的了,這兒正是西海岸,離古代人們祭祖的那片石頭地不遠,那是黑呼呼的一堆粗糙巨石。那位美國女人蹲在火爐邊做軟奶糖,那位男士在他的房間裡。這時,砰砰的敲門聲響了。我的天!

  是那粗壯的警察小隊長騎著自行車來了。

  「很抱歉打擾您,先生。是不是有位叫蒙塞爾的美國先生在這兒逗留?沒錯兒,我可以跟他說句話嗎?」

  「可以,要不要進來?」

  高大粗壯的警察小隊長一腳邁進這溫馨的村舍,身上的黑色雨披在滴答著水。屋裡,美國女子正在火爐邊做軟糖,火光映紅了她的臉龐。

  「我們可是給您添了不少麻煩,真抱歉。」哈麗葉話中有話地說,「深更半夜的,跑這麼遠的路,也真是的。我肯定這不怨我們。」

  「不,太太。這我懂。全怨那些愛管閒事的人。這是軍令,有些人就是跟得緊。」

  「那是。」

  哈麗葉對來人深為同情。那警察也是讓那些軍隊的壞蛋給逼的。

  索默斯叫來那位美國朋友,警察向他索要了證件,做了說明。那美國人是個老實巴交的公民,教養良好,全然鎮定地遵命。在那一刻,索默斯寧可失去很多東西當個美國人,也不當英國人。不過,那是早些時候。美國人仍然袖手旁觀、漁翁得利,因此招人恥笑,美國尚不是教人百般喜愛的協約國成員呢。那警察小隊長仍像往常一樣開心。他再次道歉後便出了門,消失在漆黑的滂沱雨夜中了,聖誕夜就這麼過的。

  不過正如歌中唱的那樣,「恐怖沒有頭」。蒙塞爾一回倫敦就被逮捕並被遞解到「蘇格蘭場」,在那兒受到審查,被剝光了衣服,衣服全給收走了。就那樣在牢房裡被關了一宿,第二天把他放了出來並勸回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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