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五、輕與重(16)_米蘭·昆德拉

五、輕與重(16)

　　19

　　托馬斯的祖國被侵佔已經五年了，布拉格發生了可觀的變化。托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樣了，朋友們有一半去了國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經死去。將來不為歷史學家們記載的事實是，入侵後的這些年是一個葬禮的時代：死亡率急劇上升。我不是說人們都是象小說家普羅恰茲卡一樣，是被逼致死的（當然不多）。這位小說家的私人談話在電臺播了兩個星期之後，他便住進了醫院。到那時為止一直潛伏在他體內的癌細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樣開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術。他們發現他危在旦夕，才對他失去了興趣，讓他死在他妻子的懷裡。但有許多並沒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絕望之感在整個國家彌漫，滲入人們的靈魂和肉體，把人們摧垮。有些人不顧一切地從當局的寵愛下逃出來，不願意接受與新領導人握手言歡，充作展品的榮幸。詩人赫魯賓正是這樣死的——他逃離了當局的愛。他盡一切可能躲著那位文化部長，而部長直到他的葬禮時也沒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說中大談詩人對蘇聯的熱愛。也許他希望自己的話會虛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魯賓從死亡中震醒過來。但這個世界太醜陋了，沒有人決意從墳墓中重新站出來。

　　一天，托馬斯到火葬場去參加一位著名生物學家的葬禮，此人曾被大學和科學院趕了出來。當局禁止在訃告中提到葬禮的時間，害怕葬禮會變成一次示威。哀悼者們直到最後一刻才知道屍體將于清晨六時半火化。

　　進入火葬場，托馬斯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大廳裡亮極了，像是個攝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發現有三處地方設置了攝像機。不，這不是拍電視，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禮去研究是哪些人參加葬禮。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現在仍然是科學院的成員，足夠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講。他從沒打算過要成為電影明星。

　　葬禮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屬致敬。托馬斯發現大廳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個駝背的編輯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馬斯感到自己是多麼想念這些無所畏懼情同手足的人。他笑著打招呼，開始朝編輯那邊走去。編輯看見他便說：「小心！不要靠近！」

　　說來真是一件怪事。托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這句話理解為一句誠懇友好的忠告（「看著點，我們正在被拍照；你與我們講話，又會捲入另一次審訊。」），或者把它理解為一句嘲諷（「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請願書上簽名，那就始終如一吧，別同我們攀老交情了。」）。無論這話是什麼意思，托馬斯聽取了勸告，走開了。他感到那月臺上的漂亮女人不僅僅步入了臥車廂，而且，正當他要表示自己是多麼崇拜她時，對方卻把手指壓在他嘴上，不讓他說出來。

　　20

　　那天下午，他還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個大商店的櫥窗，一個小夥子在他右邊站住，靠近櫥窗，開始細細查看牌價。

　　「漲價啦。」托馬斯沒停下手中沖洗玻璃的水柱。

　　那人看看托馬斯。他就是托馬斯在醫院時的同事，曾經以為托馬斯寫了自我批評的聲明而加以譏笑的那個人。我曾經把他稱為S。托馬斯很高興見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們對沒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興一樣），但他從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機會使自己鎮定一下），是一種不甚愉快的驚訝。

　　「你好嗎？」S問。

　　托馬斯還沒應答，就看出S對這樣提問頗覺羞愧。一個幹著本行的醫生問一個正洗著櫥窗的醫生近來如何，顯然是可笑的。

　　為了消除緊張氣氛，托馬斯盡可能輕鬆地說出幾個字來：「好，還好！」他馬上感到，無論他說得多麼費力（事實上，因為他太費力），他的「好」聽起來像是苦澀的反語。他很快加上一句，「醫院裡有什麼新鮮事？」

　　「沒什麼，」S回答，「還是老樣子。」

　　他回答得盡可能不失分寸，但也顯得極不合適。兩人都知道這一點，兩人都知道他們都知道這一點。他們中的一個正在洗窗戶，怎麼能說「還是老樣子」呢？

　　「主治大夫怎麼樣？」托瑪斯問。

　　「你是說你沒有見過他羅？」S問。

　　「沒有。」托馬斯說。

　　這是真的。從他離開醫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沒見過主治醫生。他們曾一起工作得那麼好，甚至都開始把對方視為自己的朋友。所以無論他怎麼說，他的「沒有」中有一種悲涼的震顫。托馬斯懷疑S對他提出這個話題頗覺慍怒：象主治醫生一樣，S也從未順路探訪過托馬斯，沒問他工作怎麼樣或者是否需要什麼。

　　兩位老同事之間的任何談話都是不可能的，儘管雙方都感到遺憾，特別是托馬斯。他並不因為同事忘記了他而生氣。如果他能對身邊的年輕人說清楚什麼的話，他真正想說的是：「沒有什麼可羞愧的，我們各走各的路這完全正常。也沒有什麼可以不安的，我很高興見到你！」但他不敢這麼說。到眼下為止，他說出來的一切都好象出於某種心計，這些誠懇的話在他的同事聽來，也同樣是嘲諷。

　　「對不起，」S停了很久才說，「我實在是有急事，」他伸出了手，「我會給你打電話的。」

　　那陣子，同事們假定他為懦夫而對他嗤之以鼻時，他們都對他微笑；現在，他們不能再鄙視他了，不得不尊敬他了，卻對他敬而遠之。

　　還有，即使是他的老病人，也不再邀請他了，不再用香檳酒歡迎他了。這種落魄知識分子的處境不再顯得優越，已變成了一種必須正視的永恆，以及令人不快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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