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一、輕與重(8)_米蘭·昆德拉

一、輕與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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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異而憂鬱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續到星期日夜裡。星期一，一切都變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特麗莎；想像她坐在那裡向他寫告別信；感到她的手在顫抖；看見她一隻手提著重箱子，另一隻手引著卡列寧的皮帶。他想像她打開他們在布拉格的公寓，推門時怎樣痛苦地忍受那撲面面來的滿房棄物的氣息。

　　兩天美好而憂鬱的日子裡，他的同情心（那引起心靈感應的禍根子）度假閒置，如同一個煤礦上緊張勞累一周之後，星期天呼呼大睡，為星期一的上班積蓄氣力。

　　他給病人診治，卻總在病人身上看見特麗莎。他努力提醒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她！他對自己說，我是患了同情症啦。其實她的出走和我們不再相見，這都很好，儘管我想擺脫的不是特麗莎面是那種病——同情。這種病，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是她感染了我。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輕托他浮出了未來的深處。到星期一，他卻被從未體驗過的重負所擊倒，連俄國坦克數噸鋼鐵也無法與之相比。沒有什麼比同情更為沉重了。一個人的痛苦遠不及對痛苦的同情那樣沉重，而且對某些人來說，他們的想像會強化痛苦，他們百次重複回蕩的想像更使痛苦無邊無涯。

　　他不斷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屈服，同情心則俯首恭聽，似乎自覺罪過。但同情心知道這只是他的自以為是，還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陣地，終於，在特麗莎離別後的第五天，托馬斯告訴院長（俄國入侵後曾打電話給他的那位），他得馬上回去。他有點不好意思，知道他的走對院長來說太唐突，也沒有理由。他想吐露自己的心思，告訴他特麗莎的事以及她留給他的信，可最終沒說出口。在這位瑞士大夫的眼裡，特麗莎的走只能是發瘋或者邪惡。而托馬斯不允許任何人有任何機會視她為病人。

　　事實上，院長生氣了。

　　托馬斯聳聳肩說：「ESmSSSein，Esmussein．」

　　這是引用了貝多芬最後一首四重奏曲中最後一樂章的主題：

　　為了使這些句子清楚無誤，貝多芬用一個詞組介紹了這一樂章，那就是「DerscIIwergefassteEntschluss」，一般譯為「難下的決心」。

　　對貝多芬這一主題的引用，的確是托馬斯轉向特麗莎的第一步，因為是她曾經讓他去買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奏鳴曲的磁帶。

　　出他所料，引用貝多芬的這一主題對那位瑞士大夫相當合適。對方是個音樂迷，他平靜地笑著用貝多芬的曲調問道：「Mussessen？」

　　托馬斯再一次說：cJaesmuss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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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巴門尼德不一樣，貝多芬顯然視沉重為一種積極的東西。既然德語中sChwer的意思既是「困難」，又是「沉重」，貝多芬「難下的決心」也可以解釋為「沉重的」或「有分量的決心」。這種有分量的決心與他的「命運」交響樂曲主題是一致的（「非如此不可！」）；必然，沉重，價值，這三個概念連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價值。

　　這是貝多芬的音樂所孕育出來的一種信念。儘管我們不能忽略這種可能（甚至是很可能），探索這種信念應更多地歸功於貝多芬作品的注釋者們，而不是貝多芬本人。我們也或多或少地贊同：我們相信正是人能象阿特拉斯頂天一樣地承受著命運，才會有人的偉大。貝多芬的英雄，就是能頂起形而上重負的人。

　　托馬斯臨近瑞士邊境。我想像這是一個神情憂鬱、頭髮蓬亂的貝多芬，在親自指揮鄉間消防人員管樂隊，演奏一支「非如此不可」的移民告別進行曲。

　　他越過捷克邊境，迎接他的是一隊隊俄國坦克。他不得不停車半小時等他們先過。一個可怕的士兵，穿著裝甲兵黑色制服，站在道口指揮著車輛，似乎這個國家的每一條路都屬他管，屬他一個人。

　　「非如此不可！」托馬斯心裡重複著，但接著又開始懷疑起來，真的必須這樣嗎？

　　是的，他實在受不了自個兒呆在蘇黎世卻想像著特麗莎一個人在布拉格。

　　可他究竟要被這同情症折磨多久呢？整個一生嗎？或者一年？一個月？僅僅一個星期？

　　他怎麼會知道？他怎麼能估計到？

　　任何一個學生都能在物理實驗室裡驗證各種科學假設，可一個男子漢只有一次生命，不能夠用實驗來測定他是否應當服從「感情（同——感）」。

　　他就帶著這些想法打開了他的家門。卡列寧一下跳到他身上，舔他的臉以示歡迎。而他想投進特麗莎懷中的欲望（他在蘇黎世上車時還想著的），頓時煙消雲散。他覺得自己與她像是在冰雪覆蓋的草原上面對面站著，兩個人都冷得直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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