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一、輕與重(6)_米蘭·昆德拉

一、輕與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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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減輕特麗莎的痛苦，他娶了她，還送給她一隻小狗（他們終於退掉了她那間經常空著的房子）。

　　小狗是他某位同事一條聖伯納德種狗生的，公狗則是鄰居的一條德國種牧羊狗。沒有人要這些雜種小狗，同事又不願殺掉它們。

　　托馬斯看著這些小狗，知道如果他不要的話，它們只有死。他感到自己就象一個共和國的總統站在四個死囚面前，僅有權利赦免其中一個。最後，他選了一條母狗。狗的體形如德國牧羊公狗，頭則屬它的聖伯納德母親。他把它帶回家交給特麗莎，她把它抱起來貼在胸前，那狗當即撤了她一身尿。

　　隨後，他們設法給它取個名字。托馬斯要讓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麗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來時腋下夾著那本書，建議讓狗名叫「托爾斯秦」。

　　「它不能叫托爾斯泰，」特麗莎說，「它是個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麼樣？」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馬斯說，「女人不可能有它那麼滑稽的臉，它太象卡列寧，對，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經常想像中的樣子。」

　　「叫卡列寧不會影響她的性機能嗎？」

　　「完全可能，」托馬斯說，「一條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們叫得多了，可能會發展同性戀趨向。」

　　太奇怪了，托馬斯的話果然言中。雖然母狗們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寧是例外，決心與特麗莎相好。托馬斯為此而感謝它，總是敲敲那小狗的頭：「幹得好，卡列寧！我當初要你就為了這個。我不能安頓好她，你可一定得幫我。」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寧的幫助，托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識到自己的失敗是幾年之後，大約在俄國坦克攻佔他的祖國後的第十天。這是1968中8月，托馬斯接到白天從蘇黎世一所醫院打來的電話。對方是一位院長，一位內科大夫，在一次國際性的會議上曾與托馬斯結下了友誼。他為托馬斯擔心，堅持讓他去那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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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特麗莎的緣故，托馬斯想也沒想便謝絕了瑞士那位院長的邀請。他估計她不會願意離開這兒。在佔領的頭一周裡，她沉浸在一種類似快樂的狀態之中，帶著照相機在街上轉遊，然後把一些膠捲交給外國記者們，事實上是記者們搶著要。有一次，她做得太過火，竟然給一位俄國軍官來了一個近鏡頭：沖著一群老百姓舉起左輪手槍。她被捕了，在佔領軍指揮部裡過了一夜。他們還威脅著要槍斃她。可他們剛一放走她，她又帶著照相機回到了大街上。

　　正因為如此，佔領後的第十天，托馬斯對她的回答感到驚訝。當時她說：「你為什麼不想去瑞士？」

　　「我為什麼要去？」

　　「他們會給你吃苦頭的。」

　　「他們會給每個人吃苦頭，」托馬斯揮了揮手。「你呢？你能住在國外嗎？」

　　「為什麼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國，這會兒說到離開，又這樣無所謂？」

　　「現在杜布切克回來了，情況變了。」特麗莎說。

　　這倒是真的：她的興奮感只延續了一個星期，那時國家的頭面人物象罪犯一樣被俄國軍隊帶走了，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哪兒，人人都為他們的性命擔心。對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這是一種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鎮上貼滿了成千上萬的大宇報，有諷刺小品，格言，詩歌，以及畫片，都沖著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們而來。把他們嘲弄成馬戲團的無知小丑。可是沒有不散的宴席，就在與此同時，俄國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簽定了妥協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們回到布拉格。他在電臺作了演說。六天的監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簡直說不出話來，結結巴巴，不時喘氣，講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時長達三十秒鐘。

　　這個妥協使國家倖免了最糟的結果：即人人懼怕的死刑和大規模地流放西伯利亞。可有一點是清楚的：這個國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來日方長，它將永遠結結巴巴，苟延殘喘，如亞力山大.杜布切克。狂歡完了，接下來是日復一日的恥辱。

　　特麗莎向托馬斯解釋了這一切。他知道，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個原因，亦即她要離開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從未真正感受過快樂。

　　那些天裡，她穿行於布技格的街道，拍攝侵略軍的照片，面對種種危險，這算是她一生中的最佳時刻。只有在這樣的時間裡，她才享受了少許幾個歡樂的夜晚，夢中的電視連續劇才得以中斷。俄國人用坦克給她帶來了心理平衡。可現在，狂歡過去了，她重新害怕黑夜，希望逃離黑夜。她已經明白，只有在某些條件下，她才能感到自己的強健和充實。她期望浪跡天涯，到別的地方尋找這一些條件。

　　「薩賓娜已經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馬斯問。

　　「日內瓦不是蘇黎世，」特麗莎說，「她在那兒，困難會比在布拉格少得多。」

　　一個渴望離開熱土舊地的人是一個不幸的人。因此托馬斯同意了特麗莎移居的要求，就象被告接受了判決。一天，他和特麗莎，還有卡列寧，發現他們已置身於瑞士最大的城市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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