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慢(3)_昆德拉_學達書庫

三

　　接待處的先生人很客氣，比一般旅館接待人員來得客氣。他還記得我們兩年前曾來過此地，便告訴我們這裡改變了許多。旅館中辟了一間會議廳，供各種研討會使用，也修建了一個漂亮的游泳池。我們很想看看游泳池，便穿過朝著花園開了許多扇落地窗的明亮大廳。大廳盡頭，沿著寬敞的階梯往下，可通往鋪著磁磚、透明天頂的大游泳池。薇拉提醒：「上一次來，這裡是一個開滿玫瑰的小花園。」

　　把行李放進房間，我們便到花園裡。綠色的草地向河的方向延伸，那是塞納河。真美，我們陶醉其中，想好好地散個步。走了幾分鐘後，出現了一條公路，車子呼嘯而過低們只好折回。

　　晚餐非常豐盛，大家都穿得很正式，似乎想對過去的時光致敬，餐廳裡飄蕩著對往昔的懷念。我們旁邊坐著一對父母和兩個小孩。其中一個小孩高聲唱歌。桌旁一個侍者端著盤子傾著身。那位母親盯著他，希望引出他對小孩的讚美。那孩子很驕傲大家對他的注意，更站上椅子提高音量地唱。他父親的臉上顯出幸福的微笑。

　　上好的波爾多美酒、鴨肉、甜點——該店的拿手菜，我們聊著天，忘卻憂慮。飯後，回到房間，我打開電視，又看見許多小孩。這一次，他們的膚色是黑的，而且瀕臨死亡。我們去城堡的那一陣子，持續好幾個禮拜媒體每天報道非洲某國家因內戰和饑荒，小孩餓死的情況。那個國家的名字我已忘了（至少是兩、三年前的事了，怎麼記得住那麼多名字呢！）。那些孩童骨瘦如柴，虛弱無力，連揮手趕開爬滿臉孔的蒼蠅的力量都沒有。

　　薇拉問我：「那個國家是不是也有老人餓死呢？」

　　沒有，沒有，那次饑荒最教人感興趣的地方，和地球上曾發生過數百萬次的饑荒不同的，就是只有孩童受難。就算每天看電視新聞以證實這前所未見的情況，我們在熒幕上也看不見一個成年人受苦。

　　因此，非常正常地，為了對抗老人的這種殘酷，並非大人，而是孩童們自動自發地發起了一個著名的運動：「歐洲孩童賑米索馬利亞孩童」。對啦，就是索馬利亞！這個響亮的口號使我想起了那個忘了的國家名字！啊！那時的一切都已被世人遺忘了，多可惜呀！買了好多的米，成千上萬袋的米。家長們受到他們孩子這種全球性的聲援所感動，慷慨解囊，各個機構也提供援助；米集中到學校，一直運到港口，裝上了駛往非洲的船，所有人都有幸目睹了這場賑米的光榮史詩。

　　在這些奄奄一息的孩童之後，熒幕上立即被一些六歲、八歲的小女孩占滿，她們穿戴得像大人，舉止像花俏的老太太，喔，多迷人，多感人，又多滑稽，小孩的舉動像大人一樣，小女孩和小男孩們嘴對嘴地親吻，之後，一個男人抱著嬰兒出現在熒幕上，向我們解釋洗淨寶寶剛弄髒的衣服的最佳方法，一個女人靠過來，櫻唇微啟，把性感的舌頭伸進抱小孩的男人厚厚的嘴裡。

　　「我們睡吧。」薇拉說著把電視關掉了。

　　4

　　法國孩童為幫助非洲小同學奔走，一起讓我想起知識份子貝克（Berck）的面孔。那時是他光榮的日子，如同光榮常有的情況，他的光榮是因一個失敗而引起的：讓我們回想一下：本世紀的八O年代，世界被一種稱為愛滋的傳染病所襲擊，這種病經由性行為傳染，最初，尤其在同性戀者間蔓延。為了反對那些將這種傳染病視為神的公正懲罰，並像躲瘟般躲開患者的極端人士，寬容的人們向愛滋病患者顯示友好，並力圖證明與他們交往沒有任何危險。因此，杜貝（Duberques）議員和學者貝克在巴黎一家有名的餐廳與一些愛滋病患們共進午餐；午餐的氣氛非常好，為了不錯失任何示範的良機，杜貝格議員在飯後甜點的時候請來了攝影機。當攝影機一出現在餐廳門口，他起身，走近一名患者，將他從椅子上拉起，親吻他還滿塞著巧克力慕斯的嘴。貝克措手不及。他立刻瞭解一旦被拍照攝影，杜貝格這偉大的一吻將成為不朽；他站起身，極力思考他是否也該去親吻一位愛滋病患。在思考的第一階段，他排除了這個意圖，因為他並不完全肯定和患者的嘴接觸不會被傳染；在下個階段，他決定克服他的疑慮，判定他親吻的照片值得冒這個險；但在第三階段，一個念頭阻止了他向陽性反應的嘴奔去：如果他也去親吻一個患者，並不會使他和杜貝格旗鼓相當，相反地，他將會被貶為模仿者、跟隨者、甚至僕人的地位，急於模仿將更增加前者榮耀的光輝。於是他只是站著傻笑。但這幾秒鐘的遲疑對他而言代價沉重。固為攝影機在場，電視新聞上，整個法國都看見他臉上尷尬的三個階段並嘲笑不已。為索馬利亞收集一袋袋米的孩童即時解了他的圍。他把握每個機會向大眾發表那個美麗的句子：「只有孩子活在真理之中！」，隨後他到非洲去了，並在一個滿臉爬滿蒼蠅，奄奄一息的黑人小女孩旁邊讓人拍照。這張照片聞名全世界，遠超過杜貝格親吻愛滋病患那張，因為一個垂死的孩子比一個垂死的成人有價值得多，這明顯的事實當時杜貝格還不明白。然而，他不覺得自己被打敗了，幾天後他出現在電視上，虔誠基督教徒的他知道貝克是無神論者，這讓他靈機一動，隨身帶了支蠟燭，這個武器使最不信神的人都得低頭；在與記者會晤時，他從口袋中掏出蠟燭點燃，用心惡毒地想揭露貝克光操心不相干的國家，他談到我們自己國家中可憐的孩童，我們的村鎮，我們的城郊，並邀請同胞們作一次穿越巴黎的團結大遊行；他指名邀請貝克（帶著忍隱性的愉快）和他一起站在隊伍前端。貝克必須作出選擇：要不就參加遊行，像個杜貝格唱詩班小孩似地手持蠟燭，要不就逃之夭夭並接受各方指責。這是一個陷阱，他必須以一個既大膽又出人意料的行動逃脫：他決定立刻飛往一個亞洲國家，那個國家的人民正在進行反抗，並高聲呼喊，明確地要求他前去支持被壓迫者；糟糕的是，地理向來是他的弱點，對他而言，世界分為法國和所有他總是分不清的非法國的陰暗省份；因此地降落在一個平靜得令人發悶的國家，山區裡的飛機場又寒冷交通又不便，在那兒待了八天，才等到一班飛機把又饑餓又傷風的他載回巴黎。

　　「貝克是舞者們的烈士。」彭德凡（Pontevin）如此評論。

　　舞者的概念只有彭德凡的一小圈朋友知道。這是他的偉大發明，我們該惋惜他沒有將它在任何書中闡述，也沒有在國際會議中提及。但他不在乎名聲。他的朋友們聽他說話時既專心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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