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遺囑(57)_昆德拉

五十七

　　我作這個回憶是為了說明：現代的偉大人物，作者，只是逐漸地才出現在過去的世紀中，在人類的歷史上，作者版權的時代只是轉瞬即逝的，像鎂光一樣短暫的時刻。然而，沒有作者的威望和他的權利，以往世紀歐洲藝術的偉大高潮可能是無法讓人想到的，與它一起的還有歐洲的最偉大的光榮。最偉大的光榮，或許也是唯一的光榮。因為，如果有必要重新提起，歐洲不是靠了它的將軍和它的國家要人，才得到人們甚至那些被它推入苦難的人們的欣賞。

　　在作者版權成為法律之前，需要有一種準備尊重作者的精神狀態。這種在幾個世紀中緩慢形成的精神狀態，在我看來今天正在被解除。否則，人們不能用勃拉姆斯的交響樂的節拍為衛生紙的廣告作伴奏，或在掌聲之下出版司湯達小說的節錄版本。如果尊重版權的精神尚且存在，人們會問：「勃拉姆斯會同意嗎？司湯達不會生氣嗎？」

　　我看了新起草的關於版權的法律：作家的、作曲家的、畫家的、詩人的、小說家的問題在其中佔據一個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文本的大部分卻談的是所謂視聽工業。毫無疑問，這個龐大的工業要求全新的遊戲規則。因為情境在改變：人們始終稱為藝術的東西，越來越不是「一個獨特的和獨一無二的個人的表現」。一部價值幾百萬的電影劇本作者如何能使他的道德權利（也就是說阻止別人改動他的作品的權利）產生價值？在這個創造中，有一個軍團那麼多的人參與，他們也都認為自己是作者，他們的道德上的權利則互相限制；而對不是作者，卻肯定是影片的真正老闆的製片人的意志，怎麼去要求任何什麼東西呢？

　　無須讓他們的權利受限制，老式的藝術作家一下處在另外一個世界，在那裡版權正在失去它舊日的光暈。在新的氣候之下，那些違背道德版權的人們（小說的改編者；翻垃圾的人們——他們掠奪了所謂考證性名著出版；把千百年財富化在自己的粉紅色唾液中的廣告；不經許可重新發表所有它想要的東西的雜誌；干預電影藝術家作品的製片人；隨意對待劇本的導演，其自由致使只有瘋子才能繼續為戲劇寫作；等等）在衝突之際，會找到公眾的寬容，而要求擁有其版權的作者卻冒著風險：他可能沒有公眾的同情，法律上的支持可能受到影響，因為即使法律的衛護者也不會對時代精神無動於衷。

　　我想到斯特拉文斯基，想到他的巨大的努力，為把自己的全部作品保護在自己的演奏中，好像一個不可摧毀的標準。貝克特也有類似做法：他以越來越詳細的舞臺指導來伴隨他的劇本並強調（與流行的容忍相反）讓它們嚴格地被執行。他經常列席排練，以便能夠讓導演得到准許，而且有時候他親自導演，他甚至把為德文的《舞會的終結》一劇的導演所作的筆記出版成書，使它們永遠地固定下來。他的出版人和朋友，傑羅姆·林頓（JEROMELINDON），負責監督他的版權被尊重，必要時以訴訟為代價，甚至他死後也如此。

　　付出最大的努力給一部作品以最終的、全部完成並由作者監督的形態，這在歷史上獨一無二。斯特拉文斯基和貝克特也許不僅要保護他們的作品以對付流行的歪曲作法，而且要抵制一個越來越不準備尊重一篇文章或一個樂譜的未來；他們好像要提供一個樣板，最高的作者觀念的最後版權，這個作者要求全部地實現他的意願。

　　十四

　　卡夫卡把他的《變形記》的手稿寄給一本雜誌，編輯羅伯特·穆齊爾準備發表，前提條件是作者作些刪減（啊！可悲的大作家的相逢！）。卡夫卡反應冰冷，並斷絕，與斯特拉文斯基對安塞邁特一樣。他可以承受不發表的想法，但發表而被損毀，對於他難以承受。他的作者的觀念與斯特拉文斯基和貝克特的觀念一樣，但是後者多少成功地使人接受了他們，而卡夫卡卻失敗了。在版權的歷史上，這個失敗是一個轉折。

　　布洛德在1925年寫的《〈審判〉第一版跋》中，發表了那兩封著名的被看作卡夫卡遺囑的信，並解釋說卡夫卡很清楚他的願望不會如願以償，就算布洛德講的是真話，這兩封信只不過是一個簡單的一時之衝動，關於卡夫卡作品在其身後出版的可能性（極少可能性）已在兩個朋友之間明瞭；在這種情況下，布洛德，遺囑執行人，可以承擔起全部責任，發表他認為可以的一切；這樣的話，他沒有任何義務把卡夫卡的意願告訴我們，按照他的說法，這個意願不再有效並已過時。

　　然而他卻急於發表這些「遺囑式」的書信，並使它們產生盡可能的反響；事實上他已經在著手創造他一生最偉大的作品，他的卡夫卡之謎，而其中一個最主要的部分正是這個意願，全部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一位作者要毀掉他的全部作品的意願。也正是這樣，卡夫卡便被刻入了公眾的記憶之中。這與布洛德讓我們在他編寫的神話小說中所相信的一致，在小說裡，沒有任何差別，加爾達—卡夫卡要毀掉他所寫過的一切；由於藝術上不滿意？不，布洛德的卡夫卡是一位宗教思想者；請記住，加爾達不是想去宣佈他的信仰，而是想「生活他的信仰」，他對於自己的寫作不給予什麼重視；「可憐的幫助他爬上頂峰的階梯。」諾威—布洛德，他的朋友，拒絕服從他，因為即使加爾達所寫的僅僅是些「簡單的文論」，它們也可以幫助一些「在黑夜遊蕩的人們」，幫助他們去尋求「崇高的和不可替代的善」。

　　和卡夫卡的《遺囑》一起，聖人卡夫卡—加爾達的偉大傳記誕生了，與它同時的還有一個關於他的預言家布洛德的小小傳說，後者以感人的正直，把他的朋友的最後的願望公之於眾，同時懺悔為了什麼，以最高原則的名義（「崇高的和不可替代的善」），他決定不去服從自己的朋友。神話大編寫家贏得了他的賭注。他的舉動被上升到值得仿效的偉大舉動之列。因為，有誰會懷疑布洛德對他的朋友的忠誠呢？誰敢懷疑卡夫卡留給人類的每句話、每個詞、每個音節的價值呢？

　　這樣，布洛德創造了不服從亡友的可遵循的榜樣；一個對於那些想超越作者最後意願或洩露其最隱私的秘密的人們的裁判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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