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遺囑(45)_昆德拉

四十五

　　階段二：力量的考驗。終於他到了一個大廳，人們在裡面等他，「那麼您就是那個畫匠。」法官說。而K則在坐滿了大廳的公眾面前辭令生動地反駁這種可笑的蔑視：「不，我是一個大銀行的首席代理人。」接著，他作了一番長篇報告，抨擊法庭的無能。在掌聲的鼓勵下，他覺得自己頗有力量，按照被告變為主告的那句口頭禪（威爾斯，對於卡夫卡式的嘲諷竟然充耳不聞，被這句口頭禪給耍了一番），他向法官挑戰。第一個打擊到來是在他看見所有與會者的領口上的標記，明白他想要去吸引的公眾只不過是由「法庭的公務員」組成，……「來這裡是為了聽堂和偵探。」他走了，在門口，預審法官在等他，並告訴他：「一次審訊對於被告所始終代表的好處您卻給自己剝奪了。」K叫道：「你們這幫壞蛋！你們所有的審訊，我都白送給你們了！」

　　如果不把這一場戲放在與緊接在K的咆哮之後所發生的，作為這一章的結尾，嘲諷關係之中，人們便根本不會懂得它。下面是隨後一章的開始：「K在後來的星期裡一天挨一天等待新的傳訊；他不能想像他拒絕受審已被人們當真對待，到了星期六晚上，什麼也還沒有接到，他便出於默契設想他被在同一幢樓同一時間裡召審。所以，星期日他又去了那裡。」

　　階段三：審判的社會化。K的叔父一天從鄉下到來，聽說了對他的侄子的審判。一件漂亮的事：審判再秘密不過，大家這麼說，然而，卻無人不知。另一件事同樣出色：沒有人懷疑K是有罪這件事，社會已經通過了這一控告，並在上面加上了它的默許（或者它的非—不同意）。人們準備看到憤怒的驚訝：「怎麼會指控你？到底是什麼罪？」然而叔父並無驚訝。他只是想到審判對於所有親戚可能帶來的後果而害怕。

　　階段四：自我批評。法庭拒絕作出正式指控，為了面對法庭保衛自己，K最後便自己來找自己的錯誤。它藏在哪兒？肯定在履歷表的什麼地方：「他要重新回憶自己的全部生活，一直到最為隱秘的一切行為和一切事件，然後從各個方面去報告並研究它。」

　　這種境況遠不是非真實的：事實上，一個倒了運的普通女人也會問自己，我做了什麼壞事？她會開始搜索她的過去，不僅檢查她的行動，而且還要檢查她說過的話和她的秘密的思想，為的是理解上帝的憤怒。

　　共產主義的政治實踐為這種態度創造了「自我批評」一詞（法語中該詞在1930年左右從政治意義上被使用：卡夫卡那個時候不用它）。人們對這一個詞的使用並不確切地符合它的詞源。不是要批評（從改正錯誤的意圖出發將好與壞諸方面分開），而是找到錯誤，來幫助主告者，來接受和同意控告。

　　階段五：受害者與他的劊子手認同。在最後一章，卡夫卡的嘲諷達到了他的可怕的高峰：兩位穿禮服的先生為K而來，帶他到街上。他先是拒絕，但是馬上對自己說：「我現在唯一能作的事……就是保持我的論證的明確一直到最後……現在我應不應該表現出在一年的審判中我什麼都沒有學到？

　　我應不應該像一個一竅不通的傻瓜一樣走開？」

　　然後他遠遠看見警察巡邏。其中一個使他覺得可疑的人靠近了他們。這時，K主動地用力拽走兩位先生，甚至和他們一起跑了起來，想躲過警察；有誰知道？警察會不會打亂或阻止等待他的執法？

　　終於，他們到了目的地。兩位先生準備著，要把他扼死，這時一個想法（他的最後的自我批評）穿過K的大腦：「他的義務應該是自己拿起這把刀……把它插入自己的身體。」他抱怨自己的軟弱：「他沒能完全地經受考驗，他沒有能使官方擺脫全部工作；這最後一個錯誤歸咎于向他拒絕使出全部必要力量的人。」

　　人可以多長時間被認為與自己認同？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個性在於他們個人的意識形態，它以或多或少直接的方式，確定他們的行為。奇裡洛夫（KIRAILOV）完全被吞沒在他自己的、被認為是自由最高表現的自殺哲學中。奇裡洛夫：一個變成了思想的人。但是，人在真正的生活中，真是這樣的個人意識形態的直接投影嗎？在《戰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的人物［特別是皮埃爾·別祖柯夫（PIERREBEZOUKHOV）和安德烈·波爾貢斯基（ANADREBOLKONSKY）］也有他們的很豐富、很發達的理智，但它是在變化中並有多種變化形式，以至於不可能根據他們的思想來給他們下定義，那些思想在他們生活的每一階段都各為不同。托爾斯泰這樣給了我們關於人是什麼的另一個觀念：一個行程；一條曲折的道路；一次旅行，其每個陸續到來的階段不僅不同，而且經常代表對前面階段的全面否定。

　　我說「道路」，這個詞有可能使我們誤入歧途，因為道路的形象讓人想到一個目標。然而，這些只是出乎意料地結束，被偶然死亡所中斷的道路，帶我們向著什麼目標呢？的確，皮埃爾·別祖柯夫到了最後，達到了仿佛是理想和最後的階段：他懂得了生活總是去尋找一種意義，為這個或那個事業去奮鬥，是徒勞的；上帝無所不在，在整個生命、在每天的生活之中，因而只需去生活所有要生活的並且帶著愛：於是，幸福的他鍾情于他的女人和他的家庭。目標達到了？達到頂峰，使得從後來角度看前面旅行的所有階段成了簡單的臺階？如果是這樣的話，托爾斯泰的小說便會失去它的根本性的嘲諷，而接近於一種小說化的道德教訓。在綜述八年之後所發生一切的尾聲裡，人們看到別祖柯夫離開他的家和妻子一個半月，投身於彼得堡的一個半地下的政治活動。又一次，他要去為他的生命尋找一個意義，為一個事業而奮鬥。道路沒有結束，而且也不知道目標。

　　人們可以說一個歷程的不同階段，相互地、處在一種嘲諷的關係裡面。在嘲諷的王國裡到處是平等；這意味著歷程中沒有任何一個階段，從道德而言，高於別的階段。波爾貢斯基投入工作，為的是使自己有益於他的祖國，他是想因此而贖回他從前的憤世嫉俗的過失嗎？不。不要自我批評。在道路上的第一階段，他都曾集中了他全部的理智與道德力量來選擇他的態度，而且他知道這一點；他怎麼能譴責自己不曾是他不可能是的樣子呢？如果說，人們不能從道德的觀點來評判他的生命的不同階段，那麼同樣地，人們也不能從真誠性的觀點來進行評判。不可能確定哪一個波爾貢斯基最忠實於自己：是那個脫離公眾生活的人或是那個投入其中的人。

　　如果各不同階段如此矛盾，怎麼來確定它們的共同的命名呢？我們能夠把無神論的別祖柯夫與有信仰的別祖柯夫看成一個唯一和相同的人物，那麼共同本質是什麼？一個「自我」的穩定的本質在哪裡？波爾貢斯基二號對波爾貢斯基一號在道義上的責任是什麼？別祖柯夫，拿破崙的對頭是否應該對過去曾是拿破崙的崇拜者的別祖柯夫負責任？在什麼樣的一段時間裡我們可以認為一個人與自己相認同？

　　只有小說可以具體地探察人所經歷的這一個最大的神秘；很可能托爾斯泰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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