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遺囑(46)_昆德拉

四十六

　　細節的策劃

　　托爾斯泰的人物的變化表現為不是一個長期的演進而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感悟。別祖柯夫以令人驚訝的輕而易舉從無神論者轉變為宗教信仰者。為此只需他因為與他妻子的決裂而被震動，並在一個郵局的驛站遇到了一位是共濟會會員的過客跟他講話。這一輕而易舉並不是由於一種膚淺的搖擺不定。它尤其讓人猜測這一明顯的變化是由一個隱蔽的、無意識的過程所準備，而突然爆發在光天化日之下。

　　安德烈·波爾貢斯基在奧斯特麗茨戰爭中受了重傷，正在蘇醒過來。在這一刻，他這個出類拔萃的年輕人的整個世界動搖了：不是由於一番理性的、邏輯的思索，而是由於簡單的與死亡相對照，和對天空的長時間注視，是這些細節（注視天空）在托爾斯泰人物所生活的關鍵時刻起著重要作用。

　　過後，安德烈從他的深刻的懷疑主義之中重新浮了上來，再次回到積極的生活之中，這一變化之前，曾與皮埃爾在河中一隻小船上有過一場長談。皮埃爾那時（這是他的演變的一個暫時階段），積極、樂觀、為他人著想，並反對安德烈的憤世的懷疑主義，但是在他們的交談中，他卻表現天真，張口說些老生常談，安德烈則在理性上光彩照人，比皮埃爾說的話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交談之後的沉默：「離開湖，他把眼睛轉向皮埃爾剛才指給他看的天空，自奧斯特麗茨以來，他又一次再見他曾在場戰上注視過的永恆而深邃的天空。在他心裡，像是又一番快樂與溫柔。」這個感覺是短暫的而且消失在瞬間。但是安德烈知道「這個他沒有來得及多想的情感活在他的心裡」。很久以後有一天，像是一組星辰的舞蹈，一場細節的策劃（對一棵橡樹群葉的注視，偶然間聽到的少女的快樂話語，意外的回憶）燃起了這番情感（它活在他心裡）並使他走火入魔。安德烈，昨天還滿足於他隱退在世界之外，突然間決定「秋天去彼得堡，甚至要去找份工作。……他背著手，在房間裡踱著步，一會兒皺起眉頭，一會兒微笑，腦海裡重新閃過所有這些非理性的、無法解釋的思想，它們像罪惡一樣秘密，其中很奇怪，混合著，皮埃爾、光榮、窗口的少女、橡樹、美、愛情。它們完全地改變了他的存在。這個時候，如果有人進來，他會表現得極為冷淡，嚴厲，斷然，讓人討厭和富有邏輯性。（……）他好像是想通過這種過份的邏輯性來在某個人身上對於他自己內心正在進行的非邏輯的和秘密的工作，施與報復。（我強調了文中最有意義的話。——米蘭·昆德拉）（讓我們記住：這也是同樣的對細節的謀劃；所見到的面孔之醜陋，在火車廂裡偶然聽到的說話，意外的回憶，它們在托爾斯泰的下一部小說裡，促動了安娜·卡列尼娜的自殺的決定。）

　　安德烈·波爾貢斯基內心世界的又一重要變化：在波羅金諾（BORODINO）戰場受到致命重傷，臥在軍營的手術臺上，他心裡突然充滿了和平與重新和好的情感，一種不再離開他的幸福感，這一幸福狀態頗為令人奇怪（而且十分美），尤其因為當時的場面甚為殘酷，充滿了那個還沒有使用麻醉藥時代的外科手術中可怕的詳細細節，而且更有怪中之怪：他被一種意想之外的非邏輯的回憶所刺激：當著護士為他脫下衣服，「安德烈想起了早期童年的遙遠日子」。再下面又有這樣幾句：「在所有這些痛苦之後，安德烈感到一種很久以來沒有經歷過的安逸。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刻，特別是最早的童年時代，別人給他脫衣服，把他睡進他的小床，奶娘給他唱搖籃曲，他的頭埋進枕頭裡，感到自己在生活並因此而幸福，——這些時刻在他的想像中不是作為過去而出現，而是作為現實。」只是後來，安德烈才看見了隔壁檯子上的阿納托爾（ANA－TOLE），娜達莎的引誘者，他的情敵，醫生正在為他截去一條腿。

　　通常對這一場面的閱讀是：「受傷的安德烈看著他的情敵被截去一條腿：這個場景使安德烈對他，對廣義而言的人，充滿憐憫。」但是托爾斯泰知道這種突然間的頓悟不是出於如此明顯如此邏輯的原因。這是一個令人奇怪的轉瞬即逝的畫面（當他很小的時候家人用和護士一樣的方法給他脫去衣服），發動了一切：他的新的變化，他對事情的新的眼光。幾秒鐘之後，這個奇跡般的細節肯定被安德烈自己忘記了，大概多數讀者也立刻忘記了，讀者在讀小說和「讀」他們自己的生活時同樣地不專心和不善讀。

　　還有一個重要的變化，這一次是皮埃爾·別祖柯夫、他決定殺死拿破崙，這一決定之前有這樣一段插曲：他從他的共濟會員朋友們那裡得知：拿破崙被視為《啟示錄》（《新約書》）第十三章裡的ANTE－CHRIST；聰明的人應該數一下這個怪獸的數字，因為這是關於人的數字，這個數字是666……「如果把法文字母翻譯成數字，那麼拿破崙皇帝這個詞恰好得出數目666。」這種預言給皮埃爾打擊很大。他經常問自己誰會結束怪獸，換言之拿破崙的強權，借助於數字化，他想盡辦法找到一個對問題的解決辦法。先是組合：亞歷山大皇帝，然後，俄羅斯民族。但是總數都高於或低於666。有一天，他想記錄自己的名字：皮埃爾·別祖柯夫伯爵，但是他達不到想要的數字。他把一個Z放在S的位置上，加上介詞DE，冠詞LE，總是沒有令人滿意的結果。後來他想如果他對問題的答案果真就在他的名字裡，那麼應該加上他的國籍。於是他寫道：俄羅斯人別祖柯夫。數字加起來結果是671，即多了5。5代表著一個E，它與在皇帝一詞的冠詞中被省略的字母相同。取消這個在他名字前面的E字，況且這是不對的，提供給他一個他費心尋找的答案：俄羅斯人別祖柯夫——666。

　　這一發現使他為之震動。

　　托爾斯泰精心描寫皮埃爾用他的名字所進行的所有拼字變化絕對是好笑的：L』RUSSE（俄羅斯），這是個極妙的拼寫玩意兒。一個毫無疑問聰明而可愛的人的嚴肅而勇敢的決定有沒有可能從根本上來說出自一次愚蠢？

　　那麼您對人怎麼想，對您自己怎麼想？

　　為符合時代精神改變觀點

　　一天一個女人興高采烈地向我宣告：「不再有列格勒了！咱們又回到正經的聖彼得堡來了！」城市和街道重新命名，這事從沒讓我有過什麼熱情。我幾乎想這樣告訴她，但是最後一刻我按捺了自己：在她的被令人昏眩的歷史前進所迷惑的目光裡，我預先猜測出我們的不同意見，而且我沒有要爭論的欲望，況且在同一時刻我想起了一段她肯定已經忘記的插曲。同是這個女人有一次來布拉格我的家，看我和妻子，那是在俄國人入侵之後，1970年或1971年間，我們處在一種艱難的被禁止的境況中。從她來說，這是對我們支持的一種表現，我們盡力使她開心以作為對她的回報。我妻子對她講起一個美國富翁住在一家莫斯科旅館的滑稽故事（奇怪的是它是預言性的）。有人問那美國人：「您去墓地看列寧了嗎？」他回答：「我花了十美元讓人把他帶來酒店。」我們的客人繃起了臉。作為左翼（她始終是）她認為俄國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對她所珍視的理想的背叛，並認為她要同情的這一背叛的受害者嘲笑這些被背叛的理想是讓人不能接受的。「我不覺得這可笑」，她冷冷地說，只是由於我們的被迫害的地位使我們之間免於決裂。

　　我可以講一大堆這一類的故事。這種觀點的轉變不僅涉及政治，而且也涉及廣義而言的風氣，先是上升後為衰落的女權主義，對「新小說」的欣賞以及後來的蔑視，被放縱的色情所接替的革命的清教主義，先是被誣為反革命的和新殖民主義，後又由同樣那幫人作為進步旗幟打了出來的關於歐洲的思想，等等。我捫心自問：他們還記得他們過去的態度嗎？在記憶中他們還保留著他們轉變的歷史麼？並不是看到人們改變觀點而使我憤怒。別祖柯夫，過去是拿破崙的崇拜者，變成了要謀害拿破崙生命的刺客，在前一種和後一種情況下我都覺得他可愛。一個在1971年崇拜列寧的人沒有權利在1991年為列格勒不再是列格勒而高興嗎？她當然有，然而她的改變與別祖柯夫的有所不同。

　　別祖柯夫或波爾貢斯基正是在他們的內心世界發生變化時作為個人得到證明，他們給人意外；他們使自己變得不一樣；他們的自由燃燒起來；伴隨自由的，還有他們的自我的個性；這些都是有詩意的時刻：他們如此強烈地生活著這些時刻，乃至整個世界都帶著被那些美妙的細節所陶醉的儀仗隊跑來與他們會合。在托爾斯泰那裡，人之作為他自己，作為個人，尤其因為他有力量，有異想天開，有改造自己的智慧。

　　反之，我看到的那些對列寧，對歐洲等問題改變態度的人們，卻在他們的非人性中暴露了他們自己。這一改變既非他們的創造、發明、任性，也非他們的意外、思索、瘋狂。它沒有詩：它只是對歷史的變幻的精神作了非常乏味的調整。所以他們甚至對此沒有察覺；總而言之，他們總是老樣子：總是在實際當中，總是想著在他們那個圈子裡應該想的事情；他們之改變，不是為了更接近他們自我的某種本質，而是為了與別人混同在一起；改變使他們保持不變。

　　我可以換一種方式表達：他們根據一個看不見的法庭來改變他們的思想，這個法庭自己也在改變思想；那些人的改變因而只是對於法庭明天要宣佈什麼是真理來下一次賭注。我想到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時代，走出了早期的對共產主義的狂喜之後，我們每向著反對官方的教義邁出一小步都感到是一次勇敢的行動。我們抗議對宗教信仰者的迫害，捍衛被禁止的現代藝術，反對宣傳的愚蠢，批評我們對俄羅斯的依賴，等等。這樣做，我們便冒了些風險，沒什麼大了不起，但畢竟是點什麼而且這個（小小的）危險給了我們一種讓人高興的道德上的滿足。有一天我有了一個可怕的想法：如果這些反抗不是聽自于內心的自由和勇氣，而是出於有意討好另外一個在暗中已經在準備的審判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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