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昆德拉 > 被背叛的遺囑 | 上頁 下頁
三十六


  十

  托馬斯·曼(THOMASMANN):《魔山》(DERZAAUBER-BERG)。很長段落的信息,有關人物,他們的過去,有關他們衣著的方式,他們說話的方式(包括他們所有的語病)等等;海濱浴場生活的細緻描寫,歷史時刻的描寫(1914年戰爭以前的年代):例如那個時期的群體風俗:對剛才被發現不久的攝影的狂熱,對巧克力的津津有味,閉著眼睛做出的圖畫,世界語,供單人玩的撲克遊戲,聽留聲機,招魂術當堂講授(真正的小說家,曼,把這個時代的特點歸結為以忘卻為目的的風俗,逃避了平庸的歷史編纂)。對話,冗長,一旦離開主要的主題便顯示它的信息作用,甚至夢在曼那裡,也是描寫:在海濱浴場渡過第一天以後,年輕的主人公漢斯·卡斯托斯(HANSCASSTOYS)睡著了,再沒有比他的夢更平常了,夢裡面,僅通過一個羞答答的改變,前一天的所有事件都重複了一遍。我們離普洛東很遠,對於後者,夢是解放的想像之源泉。在那裡,夢只有一個作用,讓讀者與社會環境相熟悉,確認他對真實的幻想。

  這樣一個廣闊的背景被精心地描寫出來,在它的前面,行進著漢斯的命運和兩個肺結核患者的意識形態競爭:塞特姆布裡尼(SETTEMBRINI)和納夫塔(NAPHTA),一個是共濟會會員,民主派,另一個,耶穌教士,獨裁者,兩人都病得無可救藥。曼平靜的嘲諷使這兩位學識淵博的人的真理變得具有相對性:他們的爭奪永遠無勝者。但是,小說的嘲諷走得更遠,在一場戲中達到它的頂峰:兩人被包圍在各自的陶醉於他們無法改變的邏輯的小聽眾圈子中間,各自把自己的論據推向極端,以致誰也不知道誰在要求進步,誰在要求傳統,誰在要求理性,誰在要求非理性,誰在倚仗精神,誰在倚仗肉體。在數頁中人們看到了一場極度的混亂,詞語在其中失去其意義,辯論之激烈尤其因為雙方的態度互為變化。約兩百多頁以後,小說的末尾(戰爭即將爆發),所有療養院的居民們陷入非理性憤怒與難以解釋的狂執中;這時塞特姆布裡尼向納夫塔冒犯,兩位患者進行了一場決鬥,最後決鬥以其中一人自殺而告結束;人們一下明白,使人們互相反對的原因,並不是意識形態上不可調和的勢不兩立,而是一種外—理性的侵略性,一種晦暗不明不可解釋的力量,對於它,人的想法只是一面屏風,一副面具,一種藉口。因此,這部出色的「思想小說」同時也是(尤其對於這個世紀末的讀者)對思想本身的置疑,對一個曾相信思想,相信其指引世界之能力的時代所作的偉大告別。

  曼與穆齊爾。儘管各自誕生日期較為接近,他們的美學卻屬￿小說歷史的不同時間。兩人同是智力廣博的小說家。在曼的小說裡,智力首先顯現於在一部描繪性小說的佈景前面表達思想的對話中。在《沒有優點的男人》一書中,智力則完全地體現在每一刻;面對曼的描繪性小說,穆齊爾的思想小說是這樣:其中各種事件也都處於一個具體的社會環境(維也納)並在一個具體的時刻(與《白象般的群山》相同:

  恰好在1914年戰爭之前),但是,曼那裡的達伏斯(DAVOS)被細緻地描寫、在穆齊爾那裡維也納只不過被提了一下名,作者甚至不屑于從視覺上提及它的街道、廣場、公園(製造對真實的幻覺的機器被乖乖地置於一邊)。人們處在奧—匈帝國,而帝國卻被刻板地用一個使之可笑的外號而命名:卡卡尼(KAKANIE)。卡卡尼,非具體化,一般化,被縮減為若干個基本境況的帝國,被改變為一個嘲諷性模式的帝國。這個卡卡尼不是像達伏斯在托馬斯·曼那裡那樣作為小說的一個背景,它是小說的主題之一;它不被描寫,它被分析和思考。

  曼解釋說《白象般的群山》的結構是音樂性的,建立於某些主題之上,它們如在一部交響樂中被展開,它們重新回來,它們互相交錯,它們伴隨小說的全過程。的確是這樣,但是應當明確主題在曼和在穆齊爾那裡,並不意味相同的事情。首先在曼那裡,諸主題(時間、身體、病、死亡,等等)都是在一個廣闊的無主題性背景(描寫地方、時間、風俗、人物)前展開,幾乎像一部奏鳴曲,諸主題被一支主題外的音樂,被橋和連接所包圍,之後,主題們在作者那裡有一個多元歷史的強烈特點,這就是說:曼使用了所有可能,通過科學——社會學、政治學、醫學、植物學、物理、化學——說明這個或那個主題;仿佛通過這種知識的普及,他想為諸主題的分析創造一個堅實的教導性的底盤;這樣,在我看來,便過於經常地,在過於長的段落中,使他的小說遠離了基本,因為,我們要記住,基本對於一部小說是指只有小說才可以說出的。

  對主題的分析,在穆齊爾那裡,則不同。第一,它絲毫沒有多元歷史性;小說家不裝扮成學者、醫生、社會學家、史官,他分析人的種種境況,它們不屬￿任何科學學科,它們僅僅屬￿生活。在這個意義上,布洛赫和穆齊爾理解了心理現實主義世紀之後的小說的歷史任務:如果說歐洲哲學沒有善於思索人的生活,思索它的「具體的形而上學」,那麼,命中註定最終要去佔領這塊空曠土地的便是小說,在那裡它是不可替代的(這已被有關存在的哲學以一個相反的證明所確認;因為對存在的分析不能成為體系;存在是不可能被體系化的,而海德格爾,詩的愛好者,犯了對小說歷史無動於衷的錯誤,正是在小說的歷史中有著關於存在的智慧的最大寶藏)。

  第二,與曼相反,在穆齊爾那裡,一切都成為主題(關於存在的提問)。如果一切成為主題,背景便消失,有如在一幅立體派畫上,只有前景。正是在將背景的取消中我看到了穆齊爾所進行的結構性革命。重大的變化通常有一種不引人注目的表像。其實,思索的長度,段落的慢節奏,給了《沒有優點的男人》一種「傳統式」行文的表像。沒有顛倒年代順序。沒有喬伊斯式的內心獨白。沒有取消標點。沒有破壞人物與情節。在近兩千多頁中,人們跟隨著年輕知識分子尤利什的簡單故事,他與幾個情人出出入入,遇見幾位朋友,在一個既嚴肅又怪誕的協會裡工作(在這裡,小說以一種幾乎難以察覺的方式,遠離了真實性並變為遊戲),協會的目的是準備慶祝皇帝的生日,一個為1918年計劃的偉大的「和平節日」(一個滑稽可笑的炸彈被放進小說的底基)。每一種小的境況都在它的行程中似乎被固定不動(正是在這個被奇怪地放慢的節奏中,穆齊爾讓我們想到喬伊斯),為的是可以讓它被一個長久的注視所穿破,這個注視去詢問境況的意義,詢問怎樣去理解和思考它。

  曼在《魔山》中,把1914年以前的數年變成向永遠離去的十九世紀的告別節慶。《沒有優點的男人》處在相同的年代中,開掘了未來時代人的境況:即始於1914年,並看上去今天正在我們眼前結束的現代的終結時期。果然,一切都已經在那裡,在那個穆齊爾式的卡卡尼:沒有人能制服的技術的統治,它將人變為統計數字(小說開始在一條發生了車禍的街上;一個男人臥在地上,一對過路夫婦評論著事件,數著一年中的交通事故次數);速度在被技術所陶醉的世界成為最高價值;昏暗的無所不在的官僚主義(穆齊爾的那些辦公室是卡夫卡的辦公室的一大對稱);什麼都不能理解什麼都不能領導的諸意識形態的喜劇性的枯燥(塞特姆布裡尼和納夫塔的光榮時代已經過去);記者業,繼承了過去人們所說的文化;現代性的偽奸;對罪犯的聲援作為人權宗教的狂熱表現[克拉利斯(CLARISSE)與穆斯布魯格(MOOSBRUGGER)];

  崇尚兒童主義和兒童政府[漢斯·塞普(HANSSEPP),一個法西斯其名出現前的法西斯分子,其意識形態建立在對於我們身上的兒童性的喜愛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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