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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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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知道他們不會這麼看!我知道他們自認為有這種權利!」 康納聳了聳肩。「事實上,他們正是這麼認為的。日本人相信他們贏得了某種權利,可以決定——」 「天啊——」 「因為他們在我們的經濟中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借給我們很多錢。彼得,還真不少呢。數千億的美元!在這15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每週高達10億美元。正是這每週10億元,決定了他們必須採取某些行動。鈔票源源不斷地流向他們。他們並無特定用途需要如此之多的美元。他們要那麼多錢幹什麼呢?」 「他們決定把錢回借給我們。我們的政府年復一年地背上了預算赤字。我們拿不出錢來實施自己的計劃,於是日本人為我們的預算赤字提供資金,向我們投資。他們借給我們錢,當然,是以我們政府的某些保證為前提。華盛頓向日本人保證:我們將把自己的家理順,我們要削減赤字,我們要改進教育,重建基礎設施,必要時甚至要提高稅收。總之,我們要清理我們的法案。因為只有這樣,在美國投資才有意義。」 「唔——唔。」 「可是這些事我們一件也沒有做。我們聽任赤字惡化,我們宣佈美元貶值。1985年,美元的身價貶低了一半。你知道這對日本在美國的投資產生了什麼影響?它使日本人陷入窘境。日本在1984年進行的任何投資,現在只能得到以前的一半利潤。」 關於此事,我還依稀記得一二。我說:「我認為我們那樣做旨在減少貿易逆差,刺激出口。」 「這是我們的意圖,但並未如願以償。我們對日本的貿易平衡益發惡化。通常說來,如果你的貨幣貶值一半,進口物品的費用就會翻一番。但是日本人對其氯乙烯合成橡膠和複印機大幅度削價,保持了他們的那塊市場。記住,商場就是戰場嘛。」 「我們的實際效果無非是使美國的土地和公司貶值,供日本人購買,因為日元如今雙倍堅挺於往日。我們使得世界上那些最大的銀行都變成了日本人的銀行。我們把美國變成了一個窮國。」 「這與週六例會有什麼關係呢?」 「噢,」康納繼續說道,「假如你有一個酒鬼叔叔,他說,如果你借錢給他,他就戒酒。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喝酒,而你又想把錢取回。你想竭力從這筆倒黴的投資中追回部分款項。再說,你知道,你叔叔既然是個酒鬼,就會醉酒傷人。你叔叔已經失去自製力啦,因而不得不採取措施。於是,全家人一起坐下來,商定對這個惹是生非的叔叔採取什麼對策。這就是日本人決定要做的事。」 「唔——唔。」康納肯定聽出了我不以為然的情緒。 「喂,」他說,「你別以為這是在搞陰謀詭計。你想接管日本人嗎?你想掌管他們的國家嗎?當然不想。任何理智的國家都不會去接管另一個國家。做生意可以,拉關係可以,但不會是接管。沒人想承擔責任。沒人想自找麻煩。就跟對付那醉鬼叔叔一樣——迫不得已時才開開會而已。這是最後一著。」 「日本人就是這麼看的嗎?」 「日本人看到的是他們的成千上萬億的美元,後輩。這些錢投資在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裡。這個國家裡充滿了古怪、自私的人:他們成天喋喋不休,沒完沒了地你爭我鬥,一刻不停地爭吵;他們文化教養低下,對世界孤陋寡聞,只知道從電視裡獲取信息;他們幹活不使勁兒,對暴力和吸毒聽之任之,似乎對此並不深惡痛絕。日本人在這塊古怪的土地上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總想撈回可觀的利潤。儘管美國的經濟江河日下——很快就會落在日本和歐洲之後,變成世界第三位——竭力穩住美國經濟仍不失為一件要事。這就是日本人要做的一切。」 「是嗎?」我問道,「如此說來,日本人是在做拯救美國的好事了?」 「我們需要有人這樣做,」康納說,「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我們自己能對付。」 「這是英國人常常講的話,」他搖搖頭,「可是現在英國人破落了,美國人也正在破落。」 「為什麼會破落下來的?」我發問道,嗓門不知不覺提高了。 「日本人說這是因為美國變成了一個物質匱乏的國度。我們放棄了製造業。我們不再生產任何物品。你在製造產品時,你就是在賦予原料新的價值。從字面上講,你就創造了財富。可是美國人不再做這事了。如今美國人掙錢是靠玩弄紙面上的東西,對此日本人說,他們肯定會趕上我們,因為紙面上的收益並不反映真正的財富。他們認為我們對華爾街和無用的債券的迷戀簡直發了狂。」 「因此就該日本人管理我們?」 「他們認為該有人管理我們。他們倒情願我們自己管理自己。」 「我的上帝。」 康納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少來點義憤吧,後輩,因為據花田先生說,週六例會已於1991年休會了。」 「是嗎?」 「是的。那是因為日本人決定不再為美國是否清理其法案而操心。他們看出了美國現狀中的有利可圖之處。美國在酣睡,一切出價低廉。」 「所以週六例會就不召開了?」 「偶爾也舉行幾次,是為了維護日美關係。如今兩國的經濟已緊緊地掛在一起,即使有一方想脫離另一方,也無能為力啦。不過,週六例會再也不是至關緊要的了,基本上成了一般性的社交聚會。所以,阪村對謝裡爾·奧斯汀說的那些話並非如此,她的死亡與週六的例會也毫不相干。」 「那麼與什麼相干呢?」 「我的朋友們似乎認為這是個人原因。一種感情衝動導致的犯罪,牽涉一個漂亮瘋狂的女人以及一個妒忌的男人。」 「你相信嗎?」 「噢,問題是他們的意見完全一致。3位商人都是這麼看的。當然嘍,日本人是不願意在他們內部表示不同意見的,甚至在一個農業落後國的高爾夫球場上也是這樣。不過我聽說對外國人表示一致,可能包藏著各種各樣的罪孽。」 「你認為他們是在撒謊嗎?」 「也不盡是。」康納搖搖頭。「不過,我有一種印象,既然他們不說,也就是在告訴我某件事情。今天早晨打的是一場不願袒露胸懷的球賽。我的朋友們不樂意直說嘛。」 康納跟我聊著今天的這場高爾夫球。整個上午常常是長時間的沉默。4個人全都彬彬有禮、體諒對方、互相偶爾說上幾句話,即使發表意見也都十分含蓄。大部分時間裡,他們只是一聲不吭地在場上走來走去。 「你不是去那兒搜集情報的嗎?」我說道,「你怎麼受得了?」 「哦,我一直在搜集情報。」可是當他解釋時,又沒說出個所以然來。從根本上說來,日本人之間有上千年的共同文化,使他們得以相互理解,因此他們用不著開口就能互相心領神會。在美國,父母和子女之間也有那種默契——做子女的,常常只要看到父母親使一個眼色便能理解一切。但總的說來,美國人不依賴無言的交流,而日本人卻相反。仿佛所有的日本人都屬同一家庭,都能進行無聲的交流。對一個日本人來說,沉默也有其意義。 「這並不神秘,也不奇妙,」康納說,「這多半是因為日本人被規矩和習俗死死地捆住了,到頭來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出於禮貌,同時也為了要面子,其他人不得不去意會這個處境、這種內涵、體態的細微信號以及沒有用語言來表述的情感。因為前者覺得,他實際上無法用語言表達任何事情,任何事情一經出口便粗鄙不堪。這樣,就得用別的方式讓別人領會你的意圖。」 「你就是這麼度過一個上午的嗎?互相不吭聲?」 康納搖搖頭。他覺得他同日本的高爾夫球伴們明確地交換了意見,壓根兒沒有受到沉默的困擾。 「因為我在請他們談論其他日本人——他們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員——我的問題就必須提得十分巧妙,就像我在詢問你妹妹是否關進了監獄或者任何會引起你痛苦或使你尷尬的問題時那樣,我得細細推敲。我會留心你考慮多久才開始答覆,留心你言談中的間歇、你的聲音語凋——所有這一切。遠遠超出了字面意義上的交流,對不對?」 「對。」 「這意味著要你憑直覺去感受。」 「那你的直覺是什麼?」 「他們說:『你過去幫過我們不少忙,我們銘刻在心,因此,現在總想幫你一把。不過這次謀殺與日本人有關,因而我們想說也沒法說出口。你看我們欲言又止的樣子,就可以知道這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了。』」 「賣的什麼藥?」 「噢,」康納說,「他們幾次提及微電腦公司。」 「那個高技術公司?」 「對。就是那家正在拍賣的公司。那是矽谷的一家小公司,專門生產數控機械的。這場買賣牽涉到政治方面的問題。他們幾次提及那些問題。」 「這麼說這一謀殺案與微電腦公司有關嘍?」 「我想是的。」他在座位上挪了挪身。「順便問一聲,關於錄像帶,南加州大學瞭解到了什麼情況?」 「首先,那些錄像帶是複製品。」 康納點點頭。「我猜到了。」他說。 「你猜到了?」 「石倉先生絕不會把原始帶給我們。日本人認為,除了他們之外,其餘的人都是野蠻的人。他們確實就是這麼認為的:野蠻人。卑鄙無恥、粗俗不堪、笨頭笨腦的野蠻人。他們對此並不溢於言表,因為他們知道你對自己無緣成為日本人是無可奈何的。不過他們依舊是持這種態度。」 我點點頭。桑德斯大致上也是這麼說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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