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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二


  昨天,哈羅德非常漫不經心地(對他來說是這樣)建議我們加大佛羅那的劑量來看看能否打破夢循環,這是他的叫法。我同意了他的建議以免被人看出破綻,但實際上我仍打算把發給我的藥藏起來,因為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對腹中「孤獨的徘徊者」造成傷害(我希望他是孤獨的,我可不敢保證我能受得了雙胞胎)。

  關於佛羅那的建議被採用之後,馬克作了一番評論。「你們知道,」他說,「這類的事情真不值得考慮太多,第二,我們似乎都把自己想成了摩西或耶和華,好像能聽到上帝打來電話。」

  「那個黑衣人並不是從天堂打過電話來,」斯圖說,「如果是個投幣電話的話,它也是從低得多的地方。」

  「這就是斯圖嚇唬人的方式。」法蘭妮尖聲說道。

  「可那是一個很好的解釋,」格蘭說。我們都看著他,「噢,」他繼續道,「如果你從一個理論角度來看,我們就像天地之間連結著的繩上的一個結,對吧?如果還有任何流感倖存者的話,他們也一定會感覺到我們的。」

  這讓馬克笑得直搖頭。我沒完全弄明白他的意思。但我也沒說什麼。

  「我認為整件事都很可笑,」哈羅德播話道,」你該講到埃德加懸念和靈魂轉世了。」

  他發錯了一個音,我糾正了他,他沖我皺眉頭,很典型的哈羅德皺眉方式。他可不是那種感激你能指出他的錯誤的人,唉!

  「當一些有悖常理的事情發生時,」格蘭說,「最合適的也是最符合內在邏輯的解釋就是神學的解釋。這就是為什麼心靈感應總是和宗教相聯繫,一直延續到今天,而且治癒了不少信徒。」

  哈羅德開始小聲反對,但格蘭繼續著。

  「我個人內在的感覺是心靈感應……心靈感應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以至於我們很少注意到它。很多人排斥這種感應,所以它不常引起人們的注意。」

  「為什麼?」我問

  「因為這是一個消極因素,法蘭妮。你們讀過卡姆·斯湯頓關於1958年火車飛機事故研究?最初登在社會學雜誌上,後來被新聞雜誌到處轉載。」

  我們都搖搖頭。

  「你們應該看看的,」他說,「卡姆·斯湯頓是被我20年前的學生稱作「真正聰明絕頂」的人物——他是一個臨床社會學家,熱衷於研究超自然的事物。他在深入第一手研究之前就寫了許多關於現實和超自然相聯繫的文章。

  哈羅德對此嗤之以鼻。但斯圖和馬克卻帶著微笑傾聽,我想我也是。

  「那就告訴我們有關飛機和火車的事吧。」佩瑞說。

  「好的。卡姆·斯湯頓收集了從1925年起關於50多架飛機失事的資料和從1900年起200多起火車事故的資料。他將所有這些資料都輸入到一台微機中。作為基礎,他將三個因素聯繫起來考慮「乘坐在這些失事的交通工具中的人;死亡者;交通工具的載客量。」

  「看不出來他想證明什麼。」斯圖說。

  「等著,他接著又輸了第二批數據——這次是沒有出事的數量和前一批相等的飛機和火車。」

  馬克點點頭,「一個主導群體和一個實驗群體,看上去很嚴密。」

  「他得出的事實很簡單,但這一事實的內涵卻很驚人。在研究了整整16張數據表格之後才得出了如此簡單的事實,倒真不是件很光彩的事。」

  「什麼事實?」我問。

  「坐滿了人的飛機和火車極少出事。」格蘭說。

  「簡直是胡說八道。」哈羅德大叫。

  「完全不是,」格蘭平靜地說道,「這就是斯湯頓理論,計算機也幫他證實了這一點。在飛機或火車事故中,這些交通工具的載客量是61%,在沒出事的飛機或火車中,載客量約為76%。根據微機數據,大概有15%的差別,這種明顯差別的意義是重大的。斯湯頓指出,從數據角度來看,3%的差別就值得引起注意,他是對的。這個差別都有得克薩斯那麼大了。斯湯頓得出的結論是人們知道飛機和火車將要出事……他們毫無意識地預感到將來。」

  「薩莉大嬸在61號班機從芝加哥飛往聖地亞哥之前患上了嚴重的胃痛。當這趟班機墜毀在內華達沙漠的時候,每個人都說,嗨,薩莉大嬸,肚子痛可真救了你的命。但直到卡姆·斯湯頓調查這次事故之前,沒人意識到那趟班機竟然有30個人事先都患上了肚子痛或頭痛,或腿上出了點什麼毛病,總之,身體在告訴人們的大腦,有什麼事會不太正常。」

  「我真不敢相信。」哈羅德說著痛苦地搖搖頭。

  「你們知道,」格蘭繼續說,「在第一次讀到卡姆·斯湯頓文章之後約一周,一架大型客機在洛根機場失事,機上的人全都當場死亡。我在事後訪問了洛根機場的大型客機辦公室。我告訴他們我是曼徹斯特聯合領導報的記者,這當然是一個善意的謊言。我說我們在作一項關於失事飛機的調查,問他們能不能告訴我,那架飛機有多少乘客因故沒有乘坐。那人看上去吃了一驚,因為他說機組人員也曾談論過這事。沒來的乘客是16人。我問他,從丹佛到波士頓的747飛機缺席乘客的平均數是多少,他回答說是3個。」

  「3個!」佩瑞驚歎了一聲。

  「對。那人還提到,那趟班機起飛前有15個人取消了訂票,平均數字卻是8。所以,報紙上講的洛根空難,94人喪生真應該改成洛根空難,31人倖免。」

  接下來,我們圍繞心靈感應談了很多,遠離了我們「夢」的主題,也忘了討論它究竟是不是上帝的預示。重新提到這事兒的是斯圖,他問(在哈羅德滿臉厭惡地走開了之後)了一個問題,「如果我們都有心靈感應的話,為什麼當一個所愛的人死去或我們的家園被狂風卷走時我們不知道呢?」

  「的確有這樣的事,」格蘭說,「但我得說,它們可不太常見,也不太容易借助微機進行驗證。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我有一個理論……」

  (他總是有那麼多理論嗎?)

  「……這個理論和進化論有關。你們知道,人類,或人類祖先以前有尾巴,而且渾身都長滿了毛,感官也比現在靈敏得多。為什麼現在都沒有了呢?快,斯圖,這可是你搶先他人一步的機會。」

  「原因嘛,我想和人們現在騎摩托時不用再帶風鏡和穿風衣一樣,有時你會覺得有些東西跟不上你進步的速度,也就是說,你再也不需要它。」

  「一點沒錯。除非有實際意義,帶著心靈感應這種功能又有什麼作用呢?你在辦公室工作得好好的,突然感到,你妻子在從超市回來的路上死於車禍又有什麼好處呢?遲早有人會電話通知你,對吧?即使我們以前有這項功能,它在很久以前也已萎縮退化了。它和我們的尾巴和皮毛一樣。」

  「這些夢讓我感興趣的一點是,」他繼續道,「它們總是預示著將來的某種鬥爭。我們總是夢見一些關於一個正義主角和他對手的陰暗畫面,或與此相反。這情形就像看著一架計劃要乘坐的飛機……然後突然肚子開始痛。也許,我們真具有預測未來的本事,一種無拘無束的第四維空間,一種在事發之前供選擇的機會。」

  「但我們不知道那些夢的含義。」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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