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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要完成所有這些工作,這是需要人手的,可是人手看來隨時就要不足。這些護士和埋屍人員開始是公家雇傭的,後來是臨時湊起來的,其中許多人也死於鼠疫:不管免疫措施多麼嚴密,總有一天會傳染上。可是仔細想一下,最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發生瘟疫的整個時期中,幹這一行的人始終沒有缺少過。最危急的時期是在疫情達到最高峰之前不久的那些日子,裡厄醫生那時確實不能不擔憂了,因為無論是辦事人員或他稱之為幹粗活的人,都感到缺乏人手。可是等到鼠疫真正席捲全城時,那過度的危害反而帶來了方便,因為疫病破壞了全部經濟活動,造成了大量的失業者。一般情況下,無法從這些人中招募到辦事人員,但對幹粗活的人手卻不必擔心。從那時開始,貧困的力量超過了恐怖心理,尤其因為勞動報酬與危險程度成正比的緣故。衛生機構手頭就有一連串的申請工作者的名單,一等有了缺額,就馬上通知名單上開頭的幾個人,這些人除非在等待期間本人也成了缺額,否則是決不會不應召的。許久以來,省長一直猶豫著是否要動用判過有期或無期徒刑的囚犯來執行這項工作。但現在這一來,就可不必採取這個極端的辦法,因此只要失業者一日不斷,他就同意繼續採用目前這種辦法,以後再說。

  直到八月份為止,市民們總算能湊合著被帶到他們的最後歸宿地,雖然不一定諸事如儀,至少還不致亂不成章,而行政當局也因能盡到責任而心安理得。不過現在我們得把事件的後面一部分提前敘述一下,以便把最後所採取的步驟作一報道。從八月開始,疫情進入一個相對穩定時期,死者的數字大大超過那小小的公墓所能容納的數量。墓地的一部分圍牆被拆掉,為死者打開一個缺口進入到鄰近的土地上去,但仍無濟於事,還得趕快另想別法。先是決定埋葬工作在夜間進行,可以一下子免去某些規矩儀式:在救護車裡的死屍可以越堆越多。有些越軌的夜行者在宵禁時間開始後還逗留在外圍地區(或是因工作關係而到那裡去的),他們往往會遇到那些長長的白色救護車,飛也似地疾馳,暗淡無光的鈴兒的當當聲在深夜空蕩蕩的街上發出迴響。屍體被急急忙忙地拋人坑中,晃動尚未停止,一鏟鏟的石灰便已壓到了他們的臉上,然後黃土一掩,便把他們連同姓名一起埋葬完畢,而那些坑兒也越挖越深了。

  過不多久,人們不得不另作打算,擴充地盤。省府一紙公文徵用了永久出租墓地,將挖出的屍體全部送往火葬場焚化。不久,死於鼠疫的人的屍體也不得不送去燒掉了事。為此,城外東郊的舊焚屍爐又得利用起來。站崗的守衛線又往外挪了些,有一位市府職員提了一個意見,建議使用過去沿著海灘峭壁旁的道路行駛的電車來運屍——這些電車當時已被擱置一旁,停止行駛。這一來大大方便了行政當局的工作。於是便把電車的機車和拖車內的座位全部拆掉,把路線改道,通向焚屍爐,這樣焚屍爐便成了電車路線的終點站。

  在夏季末尾以及連綿的秋雨時期,每天到了子夜,就能見到這些沒有乘客的奇怪的電車沿著海灘峭壁搖搖晃晃地駛過。居民們終於弄清楚了這是怎麼回事。儘管巡邏隊禁止人們走近陡坡,還是時常有人三三兩兩地鑽進俯瞰海灘的岩石叢中,在電車經過時把鮮花扔進拖車車廂中去。夏日夜晚,一直可以聽到這些載著鮮花和屍體的車輛顛簸行駛的聲音。

  開始幾天,曙光初現時,一股奇臭的濃煙彌漫在東區上空。根據所有的醫生的判斷,這種散發出來的氣體雖不好聞,卻對任何人都無害處。但該區居民卻堅信這樣一來鼠疫便會自天而降,紛紛揚言要離開居住地區,於是當局被迫設計出一套結構複雜的管道使煙霧繞道改向,居民方始安定下來。只有在刮大風的日子裡,從東面吹來一陣難以形容的味道時,人們才想起周圍環境不同往常,鼠疫的火焰每晚吞噬著它的犧牲品。

  這就是瘟疫帶來的最嚴重的後果。不過幸而疫情後來沒有變得更為嚴重,因為人們已開始懷疑機關的創造性,省府的手段,甚至焚屍爐的容量,是否已經應付不了形勢。裡厄獲悉當局已考慮過一些絕望中的解決辦法,譬如說將死屍拋人大海,他的腦海中很自然地浮現出一幅藍色的海面上漂浮著可怕的殘骸的景象。他也明白如果統計數字繼續上升的話將會出現什麼局面:那時效率再高的組織機構都將束手無策;屍體堆積如山,就在街上腐爛起來,而省府對此一籌莫展;在市里的公共場所,可以看到垂死者懷著一種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和毫無意義的希望死命地纏住活人。

  總之,就是這些明顯的事實和擔心害怕的心情使我們的市民經常處於流放和分離的感覺之中。關於這方面,筆者深感遺憾沒有什麼真正引人注目的事可報道,如某個鼓舞人心的英雄人物或某個驚天動地的壯舉,就像老故事中屢見不鮮的例子那樣。這是因為沒有比一場災難更缺乏戲劇性的東西了,而且大的災禍,由於時間拖得很久,往往是非常單調的。根據親易經歷過的人們的回憶,鼠疫的可怖的日子並不像燒個不盡的殘忍的大火,而卻像一種永不停止的踐踏,其勢所至,一切都被踩得粉碎。

  不,鼠疫和在瘟疫開始時期久久盤踞在裡厄醫生頭腦中的驚心動魄的形象毫無共同之處。一開始,鼠疫是通過一套謹慎小心、運行有效、無可指摘的行政措施表現出來的。順便加上一句:筆者為了不歪曲任何事實也不違背他個人的想法,盡力做到客觀。他不願通過藝術加工使任何東西失去真實,除了不得已為了使故事有些連貫性時才這樣做。正是出於客觀的要求,他才說:這段時期中最普遍、最深重的痛苦固然是別離,而且完全有必要把鼠疫的這一階段的情況實事求是地重新描繪一遍,可是也得承認這種痛苦本身已失去了它的悲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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