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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他把呢帽往前額一壓,快步走開了,裡厄目送他走進讓·塔魯住的旅館。

  過了一會兒,醫生搖了搖頭,當然記者盼望重獲幸福的著急心情是有道理的,但責怪他「生活在抽象觀念中」是否正確呢?鼠疫蔓延得更快了,使醫院中每週的犧牲者高達五百來人,而他在醫院中過的這些日子難道也是抽象的嗎?的確,這場災禍中也有抽象或不現實之處,但當這種抽象觀念涉及到人的生死問題時,那就必須認真對待,不能掉以輕心了。裡厄只知道這不是最容易辦的事。比如說,他所負責的那所輔助醫院(像這種醫院現在已有三所)就不很容易管。他叫人把那間面對門診室的房間修改了一下,供接收病人之用。那間房間的地上挖了一個水池,水中加了臭藥水,池中央有一個磚砌的小平臺。病人抬到平臺上,迅速地脫去衣服,丟入池中。病人洗過身,擦乾後,披上醫院裡的粗布襯衫,送到裡厄那裡,然後進入病房。現在不得已只好把學校的風雨操場用來收容病人,總共放了五百張病床,但幾乎全部都有病人了。早上裡厄親自主持病人的人院、防疫、腹股溝腫塊切開等工作後,還要查核統計數字,午後回去看門診,最後到了晚上再去出診,直到深夜回家。前一天晚上,他母親把媳婦的電報遞給他的時候,注意到他的雙手打著哆嗦。

  「是在抖,」他說,「但只要堅持下去,我就不會這樣緊張了。」

  他體格健壯,能頂得住,而且事實上他並未感到疲勞。倒是這些出診中的情況使他感到受不了。一旦斷定是瘟疫,就得立刻把病人運走c於是又得開始講抽象的大道理,困難的場面也開始出現,因為病人家屬知道,只有這個病人痊癒了或是死了才能再見到。「可憐可憐吧!醫生!」洛雷太太說,她是在塔魯所住的旅館中工作的女傭的母親。但這有什麼用呢?當然他心裡是可憐她的。但是這對任何人都沒有一點好處,他必須打電話。一會兒傳來了救護車的警鐘聲。起初,鄰居們推窗望望,後來就搶著把窗關上。接下來便是掙扎、啼哭、勸說,總之是些抽象的觀念。在這些被發燒和恐慌搞得亂哄哄的寓所裡,出現了一幕幕瘋狂的場面,但是病人還是被帶走了,最後裡厄自己也可以走了。

  開始幾次,裡厄打了電話不等救護車來就趕去看別的病人。但是後來病家卻關上了大門,寧願同鼠疫病人相聚在一起而不願與他作別,因為這一別結局如何,他們心中明白。先是喊叫、命令,繼之以警察的干預,最後是出動軍隊,把病人強行搶走。頭幾個星期,裡厄只好等到救護車來了才走。到後來,當每位醫生都在一個志願便衣警察陪同下去出診時,裡厄才能一家一家地趕。但在起初一段時間裡,每天晚上的情況都像那晚在洛雷太太那小公寓中的一樣:當他走進牆上裝飾著扇子和假花的屋子時,病人的母親欲笑不笑地來迎接他說:

  「我想這不會是大家所說的那種發燒吧?」

  他掀開了毯子和襯衣,默默地觀察著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紅斑,腫脹的淋巴結。那母親看著女兒的腿間,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驚叫起來。每天晚上都是這樣,母親們在露出的腹部所顯示的致命的症狀前號哭,臉上帶著茫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每天晚上,裡厄的胳膊被她們緊緊抓住,無濟於事的話、許諾、哭泣,一片混亂;每天晚上,救護車的警鐘聲引起了無濟於事的、情緒激動和痛苦的場面,晚上出診時間長,而且遇到的情況千篇一律,最後裡厄感到,除了這種相同的場面不斷地重複出現外,再也盼不到出現任何別的了。不錯,鼠疫跟抽象的道理一樣地一成不變,只有一樣東西也許是在起著變化,那就是裡厄自己。那晚他在象徵共和國的雕像前深深感覺到了這點:他兩眼盯著朗貝爾的身影消失在那裡的那家旅館大門,覺察到那難忍的麻木不仁之感已侵襲到他整個心靈。

  幾個星期的令人筋疲力盡的生活過去了,每晚暮色降臨後全城的人照舊擁上街頭在原地轉圈,這時,裡厄已懂得不必再花力氣去克制同情心。當人們覺得同情也無補於事後,對它也就厭倦了。在那壓得他透不過氣來的日子裡,唯一能使裡厄感到輕鬆的卻是心腸慢慢變硬起來的感覺。他明白這樣反而可以便於完成仟務,因而藉以自慰。他的母親每當深夜兩點見到裡厄回家時茫然的目光,感到難受,同時也因裡厄將他唯一能得到的母愛的溫暖漠然置之而深為痛心。要同抽象觀念作鬥爭,就不得不像他一樣。但這又怎樣能使朗貝爾明白這一點呢?對朗貝爾說來,抽象觀念就是一切和他的幸福背道而馳的東西。說真的,裡厄也知道這位記者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但是他也知道有時候抽象觀念比幸福更要緊,而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是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重視前者。這就是朗貝爾將要遇到的情況,裡厄將在朗貝爾日後向他說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話中瞭解到詳情。這樣,每人的個人幸福和與鼠疫有關的那些抽象觀念之間的陰沉險惡的鬥爭,在新的局面下展開,構成本城在這一冗長時期中的整個活動。而裡厄則自始至終參與了這場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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