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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魯記載的數字是正確的。裡厄醫生也掌握了一些情況。看門人的屍體運走後,他曾打電話給裡夏爾,詢問關於腹股溝淋巴結炎的情況。

  「我在這方面一點也不懂,」裡夏爾說,「兩人喪命,一個是兩天,另一個是三天內死去的。那天早晨,我離開後者的時候,他的病情從各方面看來似乎都已好轉。」

  「如有別的病例,請通知我,」裡厄說。

  他又問了幾個醫生。調查結果是在幾天裡同樣的病例有二十來起,幾乎都是致命的。於是他向奧蘭醫師公會主席裡夏爾提出要求:把新發現的病人隔離開來。

  「我可辦不到,」裡夏爾說,「這應由省政府採取措施。再說,誰告訴您這有傳染危險的?」

  「沒人跟我說過,可是這些症狀是令人擔憂的。」

  然而裡夏爾認為他自己「沒有權」辦這件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長彙報。

  正在談論時,天氣卻變壞了。在看門人死後的第二天,大霧漫天。驟急的傾盆大雨衝擊全市;驟雨後就是暴熱。海水失去了它的深藍色,在霧天之下,只見一片銀灰色的刺眼的反光。這又熱又潮濕的春天還不如夏天的盛暑舒服。在這座像蝸牛那樣隆起在高原上的幾乎全面背海的城市裡,籠罩著一片憂鬱陰沉的氣氛。在這些粗塗灰泥的長牆之間,兩旁盡是積滿塵垢的玻璃櫥窗的街道中,以及肮髒發黃的電車裡,到處都覺得有點被天氣困住似的。只有裡厄的那個年老病人哮喘沒有發作,因而感到這種天氣是一種享受。

  「熱得難熬,」他說,「但這對支氣管倒挺不錯。」

  熱得的確難熬,其程度正如發燒一樣。整個城市在發燒,這至少是裡厄醫生當時的印象。那天早上他去費代爾布街,參加科塔爾自殺未遂事件的調查。但是他覺得自己這種感覺毫無根據。所以產生這種印象,他認為原因在於焦躁的情緒和大量的心事在糾纏著他,因此他覺得必須快點使自己的頭腦鎮定下來。

  他抵達那兒的時候,警官還沒有到。格朗在樓梯口等著,他們決定先到格朗家去,把門開著。這位市府職員住兩間房,陳設很簡單。令人注目的只有一隻白本書架,上面放著兩三本字典,還有一塊黑板,上面寫著雖已拭去一半但還能認得出來的「植花的小徑」等字樣。據格朗說,科塔爾昨晚睡得很好。但早上醒來,頭部痛得不能動彈。格朗顯得疲倦和心煩,不住在房裡踱來踱去,把桌上一隻裝滿稿紙的大文件夾,打開了又合起來。

  他告訴醫生,他對科塔爾不太熟悉,只是認為他有點小積蓄。科塔爾是個古怪的人。他們之間長時期來只有樓梯上相遇時打個招呼的關係。

  「我只跟他談過兩次話。幾天以前,我在樓梯口打翻了一盒帶回家來的粉筆,有紅色的也有藍色的。這時,科塔爾走到樓梯口,幫我拾起來。他還問我,要這些不同顏色的粉筆作什麼用。」

  格朗於是向他解釋:他想重新學點拉丁文。自從離開中學後,他已經忘記得差不多了。

  「對呀!」他對醫生說,「有人向我保證:這對更好地掌握法語的詞義是有益的。」

  他就把拉丁文的單詞寫在黑板上,用藍粉筆再抄一遍詞尾的變化——性、數、格的變化和變位,又用紅粉筆抄寫那不變的部分。

  「我不知道科塔爾是否懂得,但是他對這表示感興趣,並向我要了一支紅粉筆。我當時感到有點奇怪,但這畢竟……當然我沒想到他會用它來完成他的計劃。」

  裡厄正在問他第二次談話的內容是什麼,但是警官帶著秘書來到了。他首先要聽聽格朗的陳述。醫生發覺格朗在談到科塔爾時,總是稱他為「絕望者」。他甚至一度用上「致命的決定」這種詞兒。他們討論了自殺的原因,格朗卻顯得咬文嚼字。最後大家同意選用「內心痛苦」一詞。警官問從科塔爾的態度上是否事先一點也看不出他的所謂「決定」。

  「昨天他來敲我的門,」格朗說,「問我要火柴。我就把自己的一盒給了他。他一邊表示歉意,一邊對我說鄰居之間……然後他向我保證一定把火柴還來。我叫他留著。」

  警官又問這位職員,科塔爾有沒有異常的表現。

  「我覺得他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好像要跟我談話。但是我正有事。」

  格朗轉向裡厄,有點尷尬地說下去:

  「一件私人的事情。」

  警官於是要去看看病人。但是裡厄認為最好讓科塔爾在訪問前有個準備。當裡厄走進科塔爾的房間時,他只穿了一件灰色法蘭絨衣服,在床上豎起身子,帶著不安的神情,轉身向門日望著。

  「是警察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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