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時代(27)_伊迪絲·華頓

二七

　　阿切爾早就知道溫塞特有妻子和孩子，但從未見過他們。他們兩人一向在「世紀」見面，或者在一個記者與戲劇界人士常到的地方，像溫塞特剛才提議去喝啤酒的那個餐館。他給阿切爾的印象是他妻子有病，那位可憐的夫人也許真的有病，但這也許僅僅表示她缺乏社交才能或夜禮服，或者兩者都缺。溫塞特本人對社交禮儀深惡痛絕，阿切爾穿夜禮服是因為覺得這樣更乾淨更舒服，而且他從沒有停下來想一想，乾淨和舒服在不寬裕的生活開銷中是兩項昂貴的開支。他認為溫塞特的態度屬那種「放蕩不羈的文化人」的裝腔作勢，他們這種態度總使得那些上流社會的人——他們換衣服不聲不響，並且不老是把僕人的數目掛在嘴上——顯得特別純樸自然。儘管如此，溫塞特卻總能夠讓阿切爾受到振奮，每當見到這位記者那張瘦削的長滿鬍鬚的臉和那雙憂鬱的眼睛，他便把他從角落里拉出來，帶他到別處進行長談。

　　溫塞特做記者並非出於自己的選擇。他是個純文學家，卻生不逢時，來到一個不需要文學的世界上；他出版了一卷短小優美的文學鑒賞集之後——此書賣出120本，贈送了30本，其餘被出版商（按合同）銷毀，以便為更適銷的東西讓位——便放棄了自己的初衷，擔任了一份婦女週報的助理編輯，該報交替發表時裝樣片。裁剪紙樣與新英格蘭愛情故事和不含酒精的飲料的廣告。

　　關於「爐火」（報紙的名稱）這個話題，他有著無窮無盡的妙論。然而在他調侃的背後卻隱含著那種努力過並放棄了的年輕人無奈的苦澀。他的談話總會讓阿切爾去估量自己的生活，並感到它包含的內容是多麼貧乏，不過溫塞特的生活畢竟包含得更少。雖然知識愛好的共同基礎使他們的交談引人入勝，但他們之間思想觀點的交流通常卻局限於淺嘗輒止的可憐範圍內。

　　「事實上，我們兩人生活都不太愜意，」溫塞特有一次說。「我是徹底完了，沒有辦法補救了。我只會生產一種商品，這裡卻沒有它的市場，我有生之年也不會有了。而你卻自由並且富有，你幹嗎不去發揮你的才能呢？惟一一條路是參與政治。」

　　阿切爾把頭向後一甩，哈哈大笑。在這一瞬之間，人們看清了溫塞特這種人與別人——阿切爾那種人之間不可彌合的差別。上流社會圈子裡人人都知道，在美國，「紳士是不從政」的。但是，因為他很難照直向溫塞特說明，所以便含糊其辭地回答說：「看看美國政界正派人的遭遇吧！他們不需要我們。」

　　「『他們』是指誰？你們幹嗎不團結起來，也加入『他們』當中呢？」

　　阿切爾的笑聲到了嘴邊又變成略顯屈尊的微笑。再討論下去是白費時間：人人都瞭解那幾位拿自己的家庭清白到紐約市或紐約州政界冒險的紳士的傷心命運。時代不同了，國家掌握在老闆和移民手中，正派人只得退居體育運動和文化活動——那種情況再也不可能了。

　　「文化！不錯——我們要是有文化就好了！這裡只有幾片分散的小片田地，由於缺乏——唔，缺乏耕耘與異花受精而凋零、死亡：這就是你們的先輩帶來的歐洲古老傳統的殘餘。但你們處於可憐的少數：沒有中心，沒有競爭，沒有觀眾。你們就像荒宅裡牆壁上的畫像——『紳士的畫像』。你們永遠成不了氣候，任何人都不能，除非挽起袖子，到泥水裡摸爬滾打，只有這樣，不然就出國做移民……上帝啊！假如我能移民……」

　　阿切爾暗自聳了聳肩膀，把話題轉回到讀書上。這方面，如果說溫塞特也讓人捉摸不透，但他的見解卻總是很有趣。移民！好像紳士們還會拋棄自己的家園！誰也不會那樣做，就像不可能挽起袖子到泥水裡摸爬滾打。紳士們索性就呆在家中自暴自棄。可你無法讓溫塞特這樣的人明白這一點，所以說，擁有文學俱樂部和異國風味餐館的紐約社會，雖然初次振動一下可以使它變得像個萬花筒，但到頭來，它不過只是個小匣子，其圖案比第五大街各種成分匯合在一起更顯單調。

　　第二天早晨，阿切爾跑遍市區，卻沒有買到更多的黃玫瑰。搜索的結果使他到事務所遲到了。他發覺這樣做對任何人都沒有絲毫影響。有感於自己生命的毫無意義，心中頓然充滿了煩惱。這個時候他為何不與梅·韋蘭一起在聖奧古斯丁的沙灘上呢？他那職業熱情的藉口誰也騙不了。像萊特布賴先生領導的這種法律事務所，主要從事大宗財產與「穩健」投資的管理，在這類老式的事務所裡面總有那麼兩三個年輕人，他們家境富足，事業上沒有抱負，每天花幾小時坐在辦公桌後面處理些瑣事，或者乾脆讀報紙。雖然人人都認為自己應該有個職業，但赤裸裸地掙錢依然被看作有傷體面，而法律作為一種職業，被視為比經商更有身份的工作。然而這些年輕人沒有一個有望在職業上有所成就，而且他們誰也沒有這種迫切的欲望。在他們許多人身上，一種新型的敷衍塞責的習氣已經相當明顯地蔓延起來。

　　阿切爾想到這種習氣也會蔓延到自己身上，心中不禁不寒而慄。當然，他還有其他的趣味與愛好。他經常到歐洲度假旅行，結識了梅所說的「聰明人」，並且正像他懷著思念之情對奧蘭斯卡夫人所說的，他盡力在總體上「跟上形勢」。然而，一旦結了婚，他實際經歷的這種狹小生活範圍會有什麼變化呢？他已經見過好多跟他懷有同樣夢想的年輕人——雖然他們熱情可能不如他高——逐漸陷進了他們長輩們那種平靜舒適的生活常規。

　　他讓信差從事務所給奧蘭斯卡夫人送去一封便函，詢問可否在下午前去拜訪，並請求她將回信送到他的俱樂部。但到了俱樂部，他什麼也沒見到，第二天也沒接到回信。這一意外的沉默使他羞愧難當。翌日上午雖然他在一家花商的櫥窗裡見到一束燦爛的黃玫瑰，也未去問津。直到第三日上午，他才收到奧蘭斯卡伯爵夫人郵來的一封短信，令他驚訝的是，信是從斯庫特克利夫寄來的，范德盧頓夫婦把公爵送上船後立即返回那兒去了。

　　「在劇院見到你的第二天，我逃跑了，」寫信者突兀地開頭道（沒有通常的開場白），「是這些好心的朋友收留了我。我需要安靜下來，好好想一想。你曾說他們對我有多好，你說得很對。我覺得自己在這裡很安全。我多盼望你能跟我們在一起呀。」她在結尾用了慣常的「謹啟」二字，沒有提及她回來的日期。

　　信中的口氣讓年輕人頗感驚訝。奧蘭斯卡夫人要逃避什麼呢？她為什麼需要安全感？他首先想到的是來自國外的某種陰險的威脅，接著又琢磨，自己並不瞭解她寫信的風格，也許這屬生動的誇張。女人總是愛誇張的，而且，她對英語還不能完全運用自如，講的話時常像是剛從法語翻譯過來似的。從法語的角度看，第一句話讓人直接想到她可能僅僅想躲避一次討厭的約會，事情很可能就是這樣，因為他認為她很任性，很容易對一時的快樂發生厭倦。

　　想到范德盧頓夫婦把她帶到斯庫特克利夫進行二次拜訪，且這一次沒有期限，阿切爾覺得很有趣。斯庫特克利夫別墅的大門是難得對客人開放的，獲此殊榮的少數人所得到的也往往是令人寒心的週末。不過阿切爾上次去巴黎時曾看過拉比什①美妙的喜劇《貝利松先生的旅程》，他還記得貝利松先生對他從冰河中拉出來的那個年輕人那種百折不撓的依戀。范德盧頓夫婦從猶如冰川的厄運中救出了奧蘭斯卡夫人，儘管對她的好感還有許多其他原因，但阿切爾明白，在那些原因背後是繼續挽救她的高尚而頑強的決心。

　　①E.M.拉比什（1815—1888），法國喜劇家。

　　得知她走了的消息，他明顯地感到很失望，並且幾乎立即就想起，前一天他剛拒絕了裡吉·奇弗斯夫婦邀請的事。他們請他到他們哈德遜的住宅度過下個周日，那地方就在斯庫特克利夫以南幾英里處。

　　很久以前他已盡情享受過海班克那種喧鬧友好的聚會，還有沿岸旅行、劃冰船、坐雪橇。雪中長途步行等等，並飽嘗了適度調情與更適度的惡作劇的大致滋味。他剛剛收到倫敦書商寄來的一箱新書，憧憬著與他的寶物度過一個安靜的周日。而現在他卻走進了俱樂部的寫字間，匆忙寫了一封電報，命令僕人立即發出。他知道，裡吉太太並不反對她的客人們突然改變主意，而且，在她那富有彈性的住宅裡永遠能騰出一個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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