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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13

  這天晚上華萊劇院十分擁擠。

  上演的劇目是《肖蘭》①,戴思·鮑西考爾特擔任同名男主角,哈裡·蒙塔吉和艾達·戴斯扮演一對情人。這個受人讚賞的英國劇團正處於鼎盛時期,《肖蘭》一劇更是場場爆滿。頂層樓座觀眾的熱情袒露無遺;在正廳前座和包廂裡,人們對陳腐觀念與嘩眾取寵的場面報之一笑,他們跟頂層樓座的觀眾一樣欣賞此劇。

  ①美國劇作家D.鮑西考爾特寫的戲劇。

  劇中有一個情節對樓上樓下的觀眾都特別有吸引力。那是哈裡·蒙塔古與戴斯小姐告別的傷心場面,兩人簡短的對話之後,他向她道別,轉身要走。站在壁爐近旁、低頭望著爐火的女演員穿的開司米連衣裙沒有流行的環形物。連衣裙緊貼她高挑的身體,在她的腳部飄垂下來,形成了長長的曲線。她脖頸上圍了一條窄窄的黑絲帶,絲帶的兩端垂在背後。

  她的求婚者轉身離開她之後,她把兩臂支在壁爐臺上,低頭用雙手捂住了臉。他在門口停下來看她,接著又偷偷回來,抓起絲帶,吻了一下,離開了屋子,而她卻沒聽見他的動靜,也沒有改變姿勢。帷幕就在靜悄悄的分手場面中徐徐降下了。

  阿切爾一直都是為這一特殊的場景去看《肖蘭》這個劇的。他覺得,蒙塔古與艾達·戴斯所演的告別這一幕大美了,比他在巴黎看過的克羅塞特與佈雷森特的表演、或在倫敦所看的馬奇·羅伯遜與肯德爾的表演一點也不遜色。這一場面的含蓄、其無言的悲哀,比那些最著名的戲劇道白更使他感動。

  這天晚上,這一小小的場面由於使他回想起——他不知為什麼——他對奧蘭斯卡夫人的告別而愈發感人。那是發生在大約一周之前,他們兩人經過推心置腹的交談之後。

  兩個場面之間很難找到相似之處,相關人物的容貌也毫無共同點。紐蘭·阿切爾不敢妄稱自己與那位儀錶堂堂、年輕浪漫的英國演員有一點兒相像,而戴斯小姐是位身材高大的紅發女子,她那張蒼白可愛的醜臉也完全不同於埃倫·奧蘭斯卡楚楚動人的顏容。阿切爾與奧蘭斯卡夫人更不是在心碎的無言中分手的情人,他們是委託人與律師,經過交談之後分手,而且交談又使得律師對委託人的情況產生了最糟糕的印象。那麼,兩者之間有何相似之處,能使年輕人回想時激動得如此怦然心跳呢?原因似乎在於奧蘭斯卡夫人那種神秘的天賦:她能讓人聯想到日常經驗之外種種動人的悲劇性的東西。她幾乎從來沒說過一句會使他產生這種印象的話;這是她的一種內在氣質——不是她神秘的異國背景的投影,便是她身上一種非同尋常的、感人肺腑的內在精神的外化。阿切爾一向傾向於認為,對於人們的命運而言,與逆來順受的性格傾向相比,機遇與環境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這種傾向他從一開始就在奧蘭斯卡夫人身上察覺到了,那位沉靜的、幾乎是消沉的年輕女子給他的印象恰恰就是那種必定會發生不幸的人,不論她怎樣退縮,怎樣特意回避。有趣的是她曾經生活在戲劇性非常濃烈的氛圍之中,以致使她自己那種引發戲劇性事件的性情卻隱而不現了。正是她那種處變不驚的態度使他意識到她曾經受過大風大浪:她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的那些事物就能說明她曾經反抗過的東西。

  阿切爾離開她的時候深信奧蘭斯基伯爵的指責並非沒有根據,那個在他妻子過去的生活中扮演「秘書」角色的神秘人物,在幫助她逃亡後大概不會得不到報償。她逃離的那種環境是不堪忍受的,難以形容、難以置信的。她年紀輕輕,嚇壞了,絕望了——還有什麼比感激救援者更順理成章的呢?遺憾的是,在法律與世人的眼中,她的感激卻將她置於與她可惡的丈夫同等的地位。阿切爾已經按照他的職責讓她明白了這一點,他還讓她明白了,心地單純而又善良的紐約上流社會——她顯然對它的仁愛抱了過高的期望——恰恰是一個她休想得到絲毫寬容的地方。

  被迫向她講明這一事實——而且目睹她決然地加以接受——曾使他感到痛苦不堪。他覺得自已被一種難以名狀的妒忌與同情引向她一邊,仿佛她默認的錯誤將她置於他的掌握之中,既貶低了她,卻又使她讓人喜愛。他很高興她是向他披露了她的秘密,而不是面對萊特布賴先生冷冰冰的盤問,或者家人尷尬的眾目睽睽。他緊接著便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向雙方保證,她已經放棄了謀求離婚的主意,而她做出這一決定的原因是,她認識到那樣做徒勞無益。他們聽後感到無限欣慰,便不再談論她本來可能給他們帶來的那些「不愉快」的事。

  「我早就相信紐蘭會處理好這件事的,」韋蘭太太得意地誇獎她未來的女婿說。而召他密談的老明戈特太太對他的聰明能幹表示熱烈祝賀,然後又不耐煩地說:「蠢東西!我親自告訴過她那純粹是胡鬧。當她有幸做已婚女子與伯爵夫人的時候,卻想去冒充老處女埃倫·明戈特!」

  這些事使年輕人想起與奧蘭斯卡最後一次談話的情形歷歷在目,以致在兩位演員分手、幕布徐徐落下時,他眼睛裡湧出了淚水。他站起來要離開劇院。

  他走的時候,先轉向身後面那一側,結果卻發現他思念著的那位夫人正坐在一個包廂裡,跟博福特夫婦、勞倫斯·萊弗茨夫婦及另外一兩個男人在一起。自從那天晚上分手之後,他還沒有單獨跟她講過話,並且一直設法避免和她在一起。然而現在他們的目光相遇了,與此同時,博福特太太也認出了他,並懶懶地做了個邀請的表示;他不進她的包廂是不可能了。

  博福特與萊弗茨為他讓出地方,與博福特太太敷衍了幾句——她一向喜歡保持優美的神態,而不願多講話——他坐在了奧蘭斯卡夫人的身後。包廂裡除了西勒頓·傑克遜先生別無他人,他正神秘兮兮地小聲對博福特太太講上星期天萊姆爾·斯特拉瑟斯太太招待會的事(有人報道說那兒曾經跳舞)。博福特太太面帶完美的笑容聽他的詳盡敘述,她的頭擺得角度恰到好處,使正廳前座那邊能看到她的側影。在這種掩護之下,奧蘭斯卡夫人轉過身來,低聲開了口。

  「你認為,」她說,一面朝舞臺瞥了一眼,「明天早上他會送她一束黃玫瑰嗎?」

  阿切爾臉紅了,他的心驚跳了一下。他一共拜訪過奧蘭斯卡夫人兩次,每一次他都給她送去一盒黃玫瑰,每一次都沒放名片。她以前從未提及過那些花,他以為她決不會想到送花人是他。現在,她突然誇獎那禮物,且把它與舞臺上情意濃濃的告別場面聯繫起來,不由使他心中充滿了激動與快樂。

  「我也正想這件事——為了把這畫面隨身帶走,我正要離開劇院,」他說。

  令他意外的是,她臉上泛起一陣紅暈,那紅暈來得很不情願且很憂鬱。她低頭看著她手套戴得齊齊整整的手上那架珍珠母的觀劇望遠鏡,停了一會兒說:「梅不在的時候你幹什麼呢?」

  「我專心工作,」他回答說,對這問題有點不悅。

  遵循確立已久的習慣,韋蘭一家人上周動身到聖奧古斯丁去了。考慮到韋蘭先生有可能發生支氣管過敏,他們總是到那兒度過冬末。韋蘭先生是個溫厚寡言的人,凡事沒有主張,卻有許多習慣。這些習慣任何人不得干擾,習慣之一就是要求妻子和女兒要永遠陪他進行一年一度的南方旅行。保持家庭樂趣的連續不斷對他心靈的平靜是至關重要的,假如韋蘭太太不在身邊提醒,他會不知道發刷放在什麼地方,不知道怎樣往信封上貼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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