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權者的權力(21)_哈維爾

二十一

　　那麼，現在該問我這個問題了：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我很懷疑不同的政治模式和體制改革或改造能夠拯救我們。當然，我並非懷疑所有的政治思想。我強調應該重視活生生的人生，這也並不是說我就對結構上變化的可能性漠不關心。相反，第一項已經說到了，第二項也應該論及。但我只想談幾點非常一般性的看法。

　　歸根結底，任何存在的革命都應該給人類的道德重建帶來希望，也就是徹底更新我所說的「人類秩序「，即人類的相互關係。這種關係是任何政治的秩序所無法替代的。一種新存在的體驗，一種在世上重新再生的根基，一種嶄新的、高度的責任感，一種新發現的人與人、個人與集體的內部關係——這些因素清楚地告訴我們應該追尋的方向。

　　政治上的結果又如何呢？它們會在新的機構中得到體現。　新的機構將來源於「新的精神「、人的因素，而不是來自政治關係與保證的特殊構成。也就是說，問題的關鍵是價值重建：信任感、坦率、責任感、團結與友愛等。我相信這樣的機構：它們的目標不是權力行使的「技術「方面，而是權力運作在這些機構中的意義。這些機構由對社會團體重要意義的共識維繫著，而不是被向外擴張野心的共識所操縱，必須有開放的、生氣勃勃的小型機構，因為個人的信任和責任感這種人際關係超過某種界線就不起作用了。原則上一定有對新機構的產生不加限制的機構，任何權力的積累(自動化的特點之一)對新機構是格格不入的。這些機構像社團，，而不是官方機構的組織制度。它們的權威當然不能依賴冗長空洞的傳統，如群眾性政治黨派的傳統，而是取決於它們具體處理問題的態度和方法。各種組織最好在需要的時候出現，對特定的目的充滿熱情。目的一旦達到，組織隨之解散。這樣比把各種各樣早已成形的組織進行戰略整合的辦法要高明。領袖的權威應產生于他們的人格，並且在特殊環境中接受考驗，而不能產生於被賦予的職位。他們應該獲得高度的信任，靠這種信任也應該有高度的立法權力。這似乎是擺脫傳統民主組織典型的軟弱無能的唯一途經。傳統組織常常看起來依靠的不是相互信任而是懷疑，不是責任感而是集體性的不負責任。唯有依靠每個成員最充分的存在意義上的支持，社會才能建立起抵抗「蔓生的極權主義「的堅強堡壘。作為社會「自我組織「結果，這些機構自然是由下而上產生的，它們的力量來自與生活的真正需要的不斷對話、交流。一旦生活的這些真正需要已經不存在了，這些機構也就隨之消失了。它們的內部組織原則應該是多種多樣的，並且只有最少的外部規章。「自我組建「的根本標準，是這樣一些組織的真正意義，而不是一種抽象的規則。這些不斷出現、不斷消失的生機勃勃的組織進行形式多樣的和全面的合作，就是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基礎，對於社會的經濟生活，我相信自我管理的原則。這個原則也許是實現一切社會主義理論家們夢寐以求的理想的唯一途經：工人階級真正(非形式的)參予經濟決策，從而產生對於他們的集體勞動的真正責任感。控制和約束的原則應該擯棄，而由自我控制和自我約束的原則取而代之。

　　從上面如此簡略和一般性的概述中，我們也許可以看清，「存在的革命「帶來的制度上的變化遠遠超過了傳統議會式民主的範疇。為了便於討論，我提出了「後極權主義「一詞。也許現在應該把剛才所描述的暫時稱為「後民主主義「制度的前景。

　　無可置疑，這個概念不可以進一步發展。但我覺得這種發揮乃是愚蠢之舉，因為這樣一來，這個概念就慢慢地與其自身異化和脫節。無論如何，「後民主「制度的本質是：它的發展必須通過生活事實，是從生活直接產生的一種過程，來自新的環境，新的「精神「(政治思想在其中當然也起了作用，它的角色不是導演，而是一個嚮導)。如果新精神尚未存在，我們也不清楚它的真實面貌，就對其組織、結構上的表現加以臆測，未免流於主觀武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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