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權者的權力(20)_哈維爾

二十

　　雖然後極權社會條件的特徵是沒有一個正常的政治生活，無法預測任何意義深遠的政治變化，但它卻有其積極的一面：它迫使我們根據其內在的一致性來檢討我們自己的情形，根據全球性、長遠的世界發展趨勢來考慮我們的未來。人類與現制度之間最內在、最根本的衝突比傳統政治層面上的衝突要深刻不知多少倍。這個事實同時也決定了我們思考未來的走向。

　　因此，我們就得自然而然地注意到最根本的問題：整個當代技術社會的危機。海德格把這種危機描繪為：面對全球性的技術強權，人類無能為力、束手無策。技術——現代科學之子(現代科學乃是現代形而上思維的果實)——擺脫了人類的控制不再為人類服務，它奴役人類，迫使人類準備自己的毀滅。人類別無出路：我們既無理想，又無信仰，更無政治構思來幫助我們重掌對物的控制。我們親手製造的那台冷漠無情、轟隆作響的機器不可避免地將我們吞噬，把我們從自然環境中強硬分離(譬如將我們從廣義的、包括生物圈的棲息環境中分離)，把我們從「自在「的經驗世界拋入「存在「的世界，而我們只有束手無策地坐以待斃。對這種情形人們已從不同的角度描述過，而且許多個人和社會團體都曾費盡心機，企圖另闢蹊徑(譬如通過東方思想或成立各種公社等等)。生態平衡的運動是唯一改變現狀的社會或政治的嘗試，包括某種普遍性的必要成分(對人類和為人類整體負責)。這是一個絕望的、由於世界的動盪局勢而日見式微的呼聲，而且它局限在以技術反抗技術專制的框框之內。

　　「現在只有一個上帝才能拯救我們「，海德格說。他還強調「另一種思維方式「的必要性，即是脫離千百年以來哲學的局限，從根本上改變人類認識自我、世界、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方式。海德格知道我們別無選擇，他能向我們建議的唯有「準備期望「而已。許多不同的思想家和思潮認為不妨把這個尚未可知的出路泛稱為「存在的革命「，我也這樣認為。同時我還覺得，僅靠一些技術性的手段，即外在的變革動議，或者是純哲學、純社會、純技術甚至純政治意義上的革命，我們是找不到解決的方案的。

　　在這些範圍內，人們能夠覺察，也應該覺察到「存在的革命「的後果；然而，只有最廣義的人類存在，才是最本質的中心點。只有在此基礎上，它才能成為普遍倫理的、最終也是政治意義上的社會重建。我們所稱「消費型和工業化「(或後工業化)的社會，以及奧特迦·伊·加塞特所理解的「大眾的反叛「，和當前世界知識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痛苦——這一切也許只是深刻的危機的一個方面而已。人類在危機中被全球性技術文明的自動機拽入泥淖，也在危機中找到了自我。

　　後極權制度是現代人類無法掌握自身命運的普遍境遇的一個特殊層面，由於它的極端性，把問題的起源就暴露得更清晰了。後極權制度的自動性不過是全球性技術文明自動機的一個極端特例，它所反映的人類的失敗，不過是現代人類普遍的失敗的一種變體而已。

　　這種對人類地球上位置的宇宙性的挑戰當然也同樣在西方國家發生，區別僅在於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形式。海德格一針見血地稱之為民主的危機。我們拿不出什麼真實證據來表明西方的傳統議會或民主可以提出更為深刻的解決方法。我們甚至可以說，在西方民主之中生活真正目標的活動空間越大(與我們國家相比)，危機就隱蔽得更巧妙，人們捲入的程度就越深。

　　看來，傳統的議會式民主並不能對技術文明的自動性和工業化消費社會進行有效的反抗，因為這些民主制度也無可奈何地被後者拖入了泥淖。民主制度控制人的手段比後極權社會的殘暴手段要複雜高明千萬倍。然而這個僵化的政黨綜合體，思想綱領雜亂無章，政治綱領實用至上，掌握在一班職業化的政客手中，它卸除了每個公民一切形式的具體、個人的職責。資本積累的複雜網眼從事於秘密的操縱和擴張。

　　消費、生產、廣告、商業、消費者文化，以及洪水般的信息的專制統治無所不在。以上一切，人們都不斷加以分析、描述，但卻很難把它們想像為人類自我重新發現的起源。1978年6月在哈佛，索爾爾仁尼琴談到了沒有以個人職責為基礎的自己的虛幻本質，因此，傳統的民主制度周而復始地面對暴力和極權無所作為。我們對於民主社會裡人們享受的許多個人自由及保障聞所未聞，但自由和保障最終並沒給人們帶來益處。因為他們最後也是同樣的自動化的犧牲品，不能保衛他們對自我本質的關切，避免自己流於膚淺，也不能超越對個人生存的關心而變成社會的自豪而充滿責任感的成員，並為改變、創造自己的命運作出真正的貢獻。

　　因為我們所有的大變化的前景都是非常非常遙遠的，我們有義務關切這個傳統民主的深刻危機。假如能夠在一些東歐國家中創造民主的條件 (雖然這種可能變得越來越小)，這可能會是一種適當的過渡性解決方案，可以幫助我們恢復飽受摧殘的公民意識，恢復民主的討論，並容許基本形式的政治多元化作為生活目標的一個根本表現得以落實。但依我之見，死抱著傳統議會式民主政治理想不放，一味迷信，覺得唯有這種「久經考驗「的民主才能保障人類永久的尊嚴及人類在社會中的獨立地位，至少是鼠目寸光、毫無遠見的。

　　我以為政治重新重視實實在在的人，這遠比回到西方(或資產階級)民主的常規有更深遠的意義。1968年，我覺得只要成立一個與共產黨公開競爭權力的反對黨，就能解決問題，然而我長期來逐步認識到問題遠非如此簡單，正如單憑新的選舉法本身那樣，單憑反對黨本身，是無法保障社會免除新的暴力形式的。沒有一個「乾巴巴「的組織手段本身能提供那樣的保障，而且我們在這些手段裡將不得不得出這個結論：上帝便可獨自拯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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