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權者的權力(19)_哈維爾

十九

　　我已經談過了在「真實中生活「的政治潛力，以及對在「真實中生活「的某一言行如何導致變化而進行預測的局限性。我也指出了，在這個問題上預測究竟該冒多大風險，是徒勞無益的，因為獨立的、積極主動的行動的基本特徵是，它們總是(起碼在起初階段)一種滿盤皆贏或皆輸的賭博。

　　然而，我們起碼也要大致地考慮一下「不同政見運動「能實際改變社會的一些不同途徑，否則我們對這種運動的概述就不完整。也就是想一想對整體和整體的責任感可能(並非一定如此)付諸實踐的不同途徑。

　　首先必須強調，包括社會的獨立生活、「不同政見運動「的整個範圍，當然不是能夠影響後極權國家歷史的唯一潛在因素。在後極權制度內，潛伏的社會危機可能在任何時候不受這些運動的影響，而引起一系列深遠的政治變更。這種危機可以將權力結構肢解，導致和加速各種隱藏的衝突，從而造成一連串人事、觀念、或者至少是「氣候「的變化。它可能會極大地影響整個生活氣氛，引起意想不到的社會動亂和不滿情緒的爆發。在蘇聯集團國家中心發生的權力轉變，可能會以不同方式對不同的國家產生影響。當然，就像世界文明的總趨勢具有重大影響力一樣，經濟因素也有重要影響力。國際政治，另一超級大國和其他國家的政策，國際利害關係不斷變化的結構，東歐各國的立場等等，是一個極端重要的領域，它可能成為巨大變化和政治動亂的根源。甚至那些身居最高職位的人，也不是沒有影響力的，雖然我已經強調過不應過高估計後極權社會高層領導人物的重要性。諸如此類的影響及其種種綜合因素十分繁蕪，並且只有在這種廣泛的背景和特定的環境下，才能想像「不同政見運動「的最終政治影響。這只是影響政治發展的眾多因素之一(而且遠非最重要的因素) 。它與其他因素的區別，恐怕在於它根本上是從保衛人類的角度來考慮政治發展的。並且要把思想直接付諸於行動。

　　我們看到，這些運動外部走向的主要目的，是要對社會產生影響，而不是影響權力結構，起碼不是直接和立竿見影的影響。獨立的主動性涉及隱藏的領域，表明「在真實中生活「是人類和社會的另一種生活的抉擇，並努力為這個生活創造更多空間，幫助(雖然只是間接地幫助)提高公民的信心，打碎假像世界，揭開權力的廬山真面目。「不同政見者「不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他們不是社會的前衛和精英，先知先覺者，其使命是「提高未覺悟大眾的思想覺悟「(這種傲慢不遜的自我投射，屬一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自以為對某種「理想的規劃「擁有專利，有權將其強加在社會頭上)。「不同政見者「們卻不想作任何人的領袖。他們以每一個人根據自己的經歷和工作來作出抉擇(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宣傳把憲章分子描繪成「自我封官論職的人「的話，那並不是強調他們想當前衛的野心，而是那個政權思維邏輯的自然流露。這個政權一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那個攻擊性的宣傳後面可以看到打著「以人民的名義「的旗號發號施令，把權勢者從高位上拉下馬來取而代之的俗套。這套把戲，當權者們已經耍了很多年了)。

　　因此，作為社會整體一部分的「不同政見運動「，總是以間接方式來影響權力結構，因為它主要關切的是社會那隱藏的領域，因為問題並不在於在實際權力的層面與政權直接衝突。我已經闡述了一種途徑，即瞭解法律，恪守法制的責任感就得到間接地加強。當然，這是更廣泛影響的一個具體例子，是在「真實中生活「的一種間接的壓力。這個壓力可由自由思想、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言行舉止「產生。而權力結構不管是否願意，非得不斷對這種壓力作出某種反應，但這種反應總是局限在壓制和適應這兩個範圍之內。有時候一方占上風，有時候另一方占上風。例如：波蘭的「飛行大學「現在受到更多迫害，「飛行教師「們被警方拘捕。但同時，官辦大學裡的教授們卻採納了一直被視為禁臠的課題，豐富了他們的課程，這便是「飛行大學「的間接壓力造成的結果。適應的動機可以不同，從「理想的「(隱藏的領域得到了信息，良知和求真的願望被喚醒了)，到純實用性：當權者的生存本能迫使他們對風雲詭譎的思潮，心理與社會氣候加以重視，作出靈活反應。這些動機在特定的運動中究竟哪些在起主導作用，對於最終的結果並無大影響。適應是政權的反應的正面因素，通常可以有多種形式和不同階段。有些人可以試圖把「平行世界「的價值或成員納入官方的結構，利用他們，讓兩者之間多少有些相像，從而調整顯而易見和難以相持的不平衡狀態。在60年代，開明的共產黨員開始「發現「某些未受到認可的文化價值和現象。這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一步；可是這一步也不是沒有危險的，因為被「溶合「和「利益「的價值已經喪失了一些獨立性和創造性，披上了官方和合法性的外衣，它們的信譽也因此減弱了。在下一個階段，這種適應可能引導官方按其最終目標和現行結構進行種種改革嘗試。這種改革通常只是些不徹底的措施，企圖結合和協調為生活服務和為後極權制度「自製性「服務的目標。但是改革只有到此為止。它們混淆在真實中生活與在謊言中生活原本一清二楚的界限，施放煙幕、迷惑社會、把水攪混，讓人們迷失方向。當然，這並沒有改變改革從根本上說來是件好事這個事實，因為改革開闢了新的空間。但改革的確使得劃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妥協的界線更加困難了。

　　另外一種更高的適應階段，是官方結構內部分化的過程。因為生活真實的需要，官方結構向多多少少制度化了的多元化形式開放(一個例子：不用改變集中化和制度化的文化生活基礎，新的出版社、社團刊物、藝術團體、平行研究機構與工作室就會在由下而上的壓力下湧現出來。例二：作為後極權制度典型的「傳送帶「官辦的單一、獨家的青年組織在生活真正需要的壓力下，瓦解成若干多少有些獨立成分的組織，如「大學學生會「，「高中生學生會「、「勞動青年團「等等)。這種分化鼓勵了自下而上的主動性，新的結構出現了，兩者之間有了直接的關係。新結構有的已經形成了平行組織或獨立的組織，同時受到官方的尊重，或者至少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認可，這些新組織不是適應生活的真正需求的、自由化的官方結構，同時也直接地表明瞭生活的需求，並在現今環境中要求佔有一席之地。換言之，它們真正表現了社會自我組織的大趨勢(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這種組織最出名的是KAN，非共產黨員積極分子俱樂部，K231——一個前政治犯的組織等)。

　　作為後極權制度代理人的官方組織機構是按照自動性原則產生並為之服務的。在分化的終極階段，官方組織開始萎縮衰亡，最終被新的組織取而代之。新組織由下而上發展而來，組成的方式也是截然不同於官方機構的。

　　當然我們還可以想像許多不同的途徑，來取得普遍的組織方面的政治變革，全面削弱現政權對社會的嚴密控制。在此，我只提到了普遍的組織方面的變革實際上的途徑，正如我們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親身經歷的那樣。還有一點我們必須補充一下：所有的具體例證都是特定歷史進程的一個部分，我們不應將其視為唯一的選擇和一定能夠重演的示範(尤其對於其他國家)。這個事實當然絲毫減弱不了其作為人們迄今仍在尋求教訓的重要性。

　　論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問題，有必要指出當時運動發展的一些特點。所有的變化起初只是一種氣氛，後來在概念和結構上發展，但並未受到今天那種平行結構的壓力。這種平行結構和官方結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當時根本不存在，也沒有什麼現在所說的「不同政見者「。那時的變化是局部的人。人們自發地試圖爭取更自由的思想方式、獨立的創作和政治發言權。通過長期自發的、不引人注目的努力，社會的獨立生活滲透到現在的結構之中。這種努力通常是從官方結構的邊緣和周圍開始，悄悄地建立了獨立生活的機構。也就是說，社會覺醒的過程是逐步的，在隱藏的領域逐漸開放的「緩慢「過程(官方宣傳中談到所謂捷克斯洛伐克的「步步為營的反革命活動「，多少真實地描述了生活目標前進的過程)。在社會覺醒後面的推動力量並不見得僅僅來源於社會的獨立生活，這種獨立生活構成了可確定的社會環境。當然動力的確源於獨立生活，不過人們還沒有普遍認識到這點。還有一個來源，就是在官方結構中供職的那些人，多多少少與官方意識形態認同。當他們與現實本身發生了接觸，潛在的社會危機和他們在官方權力機構中的痛苦親身經歷便使他們逐步認識了現實(我說的是許多支持「反教條主義「改革的共產黨人，長期以來已漸漸形成了一種體制內的力量)。當時像現在「不同政見運動「這樣的完全站在體制外、絲毫得到不了官方認可的情形和理由並不存在，特別對於當年有限的、「自我組合「的獨立運動是這樣的。當時，捷克斯洛伐克後權級制度尚未像今天這樣僵化和固步自封、停滯不前、死氣沉沉，人民不得不依靠他們自己的力量來建立組織。由於歷史與社會的原因，1968年的政權較為開放。政權已被斯大林專制主義折騰得疲憊不堪，而不得不在絕望中摸索不痛不癢的改革道路。但它已經無可挽回地從內部開始腐爛，再也不能拿出明智的手段，反擊社會情緒的變化，反擊青年一代的世界觀，和反擊千千萬萬的、在政治以前的範圍內捍衛生活的言行舉止，這些言行舉止如雨後春筍，在官方與非官方之間的廣闊的政治原野上脫穎而出。

　　從更廣的角度著眼，另一種典型的情況也顯得很重要：就實際的結構上的變化而言，1968年的那場社會風暴，從來沒有超越過對現結構改革、分化和替換的範圍，而這些不過只具有第二位的意義而已。那場風暴沒有動搖後極權制度的本質，即政治模式和社會組織的根本原則。就連經濟活動完全由政治體制控制的經濟模式，也未受影響。政權的直接工具(軍隊、警察、法庭等)也沒有發生任何根本上的結構變化。這一層次上的變化不過是變動一下氣氛，人事安排，政治路線，歸根結底是行政上的變化。其他一切有待討論、計劃。在這個方面，最深入、得到官方批准的兩項方案，是「捷共1968年4月行動綱領「和「關於經濟改革的方案「。前者免不了矛盾百出，都是些半途而廢的措施，不動權力實際層面的毫毛。經濟改革方案相當大刀闊斧。接受了許多生活對經濟活動真正需要，如經濟利益和動機的多元性、靈活多樣的經濟刺激，限制指令性經濟體制的權限等等，但卻絲毫沒有觸及經濟經權益的基本支柱——國家經營的原則，而不是生產方式的真正社會所有制。因此，也許除了短暫的匈牙利起義之外，後極權制度中還沒有任何社會運動能夠成功地填平這兩者之間的鴻溝。將來會出現什麼其他的發展形式呢？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能作一番純粹的推測。我們暫時可以這樣說：現行制度裡潛伏的危機總是會(有理由認為如此)導致種種政治與社會的動亂(1953年在德國，1956年在匈牙利、蘇聯和波蘭，1968年在捷克和波蘭，1970年和1976年在波蘭均發生過動亂)。這些動亂的背景、發展過程以及最終結果不盡相同，造成動亂的種種因素錯綜複雜，因此，我們無法預料各種偶發事件要積累到何種程度才會掀起隱藏領域裡的風暴，衝破黑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一觸即發「的臨界點問題)。由於存在著兩種互相對立的傾向，我們也無法猜測將來會發生什麼：第一種傾向是東歐集團不斷加強整合，擴充實力；而另一種傾向是在非俄羅斯區域的民族意識不斷覺醒的壓力之下，產生了蘇聯統治逐步瓦解的希望(在這個問題上，蘇聯無法永遠不受全世界的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的影響) 。綜上所述，我們必須明白長期性的預測的企圖是徒勞無益的。

　　總之，既然「不同政見「畢竟不產生於純粹的猜測，我相信，這種純粹推測不會對這些運動有什麼直接的意義。因此，把運動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就意味著把自己從自己的本原異化。

　　就「不同政見運動「本身的前景而言，未來的發展似乎完全排除了官方政體和平行政體兩者長期和平共處的可能，因為這兩者互相隔絕，老死不相往來。在「真實中生活「的言行只要一如既往，則一定會對現制度構成威脅。難以想像這種言行會繼續與在「謊言中生活「的言並行不悖，相安無事，只要社會的獨立生活堅持對整體、為整體承擔責任的立場，只要後極權制度維持現狀，那麼這兩者的關係不是處於潛伏的衝突狀態，便是處於公開的衝突狀態。

　　在這種情形下，只有兩種可能：其一，後極權制度繼續得以發展 (或者有發展的能力)，這樣就難免會演變成喬治·奧威爾筆下的那種可怕的世界，一切都受到絕對控制和操縱，任何在「真實中生活「的言行都被完全取締；其二，社會的獨立生活(平行政體)——包括「不同政見者運動「在內——肯定會逐漸變成一種日趨重要的社會現象，人們將以越來越明確的姿態真正加入到社會生活之中，並對整個局勢施加影響。當然，這始終將是影響整個局勢的眾多因素之一，主要在背景上產生作用，並以與背景作用相適應的方式與其他諸因素協調合作。關於是否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改革官方體制、鼓勵體制內分化或以新的機構取而代之的問題，關於是否應該「改良「現制度，或者摧毀現制度的問題，諸如此類的問題，只要確實是言之有物的問題，都可以由「不同政見運動「提出，但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在運動面臨著具體任務的時候才能提出。換言之，只有根據真實的、生活的具體需要才能夠提出這些問題。我認為，抽象地回答這些問題、根據某種假想的未來而形成政治綱領，意味著重返傳統政治的精神和方法的窠臼，就會限制和異化「不同政見「的工作，而這種工作乃是「不同政見「的本質所在，亦是未來寄託了真正希望之所在。我已經反復強調過，「不同政見運動「的出發點並不是發明什麼體制變更，而是腳踏實地，為美好生活堅持不懈地進行真正的鬥爭。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生活為自己發現、找到的政治組織系統一直是不完善的，有限的，並會受到削弱破壞手段的干擾。這沒有什麼別的選擇，我們必須對此有所準備，不要喪失信心，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為自由、真實、尊嚴的生活而堅持不懈、不圖報償、永不停止地奮鬥，永不自設限制、決不三心二意、首尾不一，決不陷入政治伎倆的圈套，不臆測自己行動的成果，也不幻想未來。當這場鬥爭與後極權制度發生真正衝突的時候，保持鬥爭的純潔性，就是取得勝利的最佳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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