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權者的權力(13)_哈維爾

十三

　　如果說「反對派」一詞是由民主國家輸入到後極權國家的，雖然環境大變，但人們卻對其意義沒有一致看法，則「不同政見」這個詞正相反，是西方記者選用的。現在被普遍接受為描述後極權制度裡一種特殊現象的專用標簽，那種現象在民主制國家內幾乎從未發生過。

　　這些「不同政見者」們何許人也？這個名詞似乎主要用來形容蘇聯集團國家裡的、決心在真實中生活的人們，這些人並且符合下列的條件：

　　1.他們公開地、系統地表達他們不合作的立場，他們這樣做是在極端受限制的條件之下，故受到西方矚目。

　　2.儘管他們無法在國內出版，儘管他們受到政府無所不用其極的迫害，由於他們的態度，他們贏得了公眾和他們的政府的某種尊重。因此，他們在自己的環境中事實上擁有一種非常有限、非常奇特的、間接的實際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至於受到最糟糕的迫害，或者一旦他們受到迫害，起碼給政府造成某種政治麻煩。

　　3.他們的批判視野和追求的事業超越了他們直接環境的狹隘範圍，涵蓋了具有普遍性的事業。因此他們的工作就是政治性的了，雖然他們把自己視為直接政治力量的自覺程度有很大的差異。

　　4.他們是一群傾向於追求知識思想的人，是一群「文人」，文字是他們的主要——常常是唯一的——政治媒介，這尤其能使得他們吸引海外的注意。他們在真實中生活的其他方式，不是由於撲朔迷離的地方環境讓外國觀察家們未曾加以注意，就是看上去僅僅是比他們的寫作較難察覺的補充材料而已，哪怕他們的這些行為超越了地方環境的範疇。

　　5.這批人不論他們的實際職業如何，西方人常常把他們作為積極活動的公民來談論，與其說是談他們在自己的領域內作的「真正」的工作，毋寧說是議論他們的批判的、政治的方面。根據我的親身經歷，我明白有這樣一條看不見的線，你們不想也不知不覺地逾越——一旦逾越了，他們就不再把你當作一個作家，同時也是一個關心國事的公民，而把你開始當成一個「不同政見者」來對待，這個人幾乎是偶然地(也許在業餘時間裡)同時也在寫一兩個劇本。

　　毫無疑問，滿足上面全部條件的人是有的。值得爭議的是我們是否可以用一個特定的名詞來形容這樣的團體，按照這樣根本上偶然性的方式；更具體的是我們究竟應該不應該把他們稱為「不同政見者」。人們就這樣稱呼他們，我們對此無能為力。有時候為了便於溝通，我們自己甚至也這樣稱呼自己，雖然心裡不以為然，總是帶點自嘲，總是把這個名詞加上引號。

　　也許現在應該列舉一下「不同政見者」們對這種稱謂大為不滿的原因。首先，從詞源上講這個稱謂就大有問題。我們傳媒界告訴我們，「不同政見者」就跟「叛徒」或「墮落分子」差不多。但不同政見者們並不覺得他們是什麼叛徒，原因很簡單：他們並沒有否定和背叛什麼。相反，他們努力弘揚人性。要是他們真的否定了什麼，那不過是生活中的虛偽和異化因素，「在謊言中生活」的層面而已。

　　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不同政見者」一詞常常暗指一種特殊的職業，好像同正常的職業一樣，有那麼一種特殊的怨天憂人的職業。事實上一個「不見政見者」不過是一個物理學家，一個社會學家，一個工人，一個詩人；他們是一群做他們覺得該做的事的人，正因為這樣，他們不得不處在與當局公開衝突的境況。這個衝突並不是他們有意引起的，而是他們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內在邏輯所導致的(這個邏輯常常與外在環境對抗，往往超出他們的控制之外) 。換言之，他們並沒有著意作一個職業性的不滿分子；他們不過想作個裁縫或鐵匠罷了。

　　實際上他們直到做不同政見者做了好久之後都不會意識到他們已成了「不同政見者」。「不同政見」的動作與對名利的欲求大相徑庭。簡言之，他們沒有決心作「不同政見者」。哪怕他們一天24小時為之工作，也不是當成職業，而是作為一種存在的態度。再說這種態度根本不是得到「不同政見者」之名的人的專利，即便是這批人偶然符合前面說過的外在條件。有成百上千默默無聞的人想在真實中生活並為之努力，更有千千萬萬的人想這樣做，但無法做到。而做不到這點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們非得在他們的生活環境裡拿出比那些邁出第一步的人多出十倍的勇氣才能做到。如果從這麼多人中間任意挑選幾打，把他們置於特別的範疇，這便會完全歪曲整個情形。這種歪曲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它假設「不同政見者」乃是一批名流，受特殊保護的類型，能獲准做其他人做不得的事，政府可以用他們來標榜自己的寬宏大量。另一面，這可以用來支持一種假像似乎一小撮不滿分子無所事事，其他所有的人則都很滿足現狀，要不然他們也就成了「不同政見者」了。

　　但還不止這些。這個範疇有意無意地支持這樣一種印象，這批「不同政見者」們主要關心的是他們這個小團體的狹隘私利，他們與政府的全部爭論也就看上去不過是兩個團體之間玄秘莫測的衝突而已，完全與社會脫節。然而這種印象與「不同政見」的真實態度完全背道而馳。不同政見的態度是與大家的利益共生共死，關心的是全社會的疾苦，或者說是代表著所有沒站出來說話的人的利益。如果「不同政見者」有什麼權威的話，如果他們還沒有像奇形怪狀、無所事事的昆蟲們早就消聲匿跡的話，那並非是政府對這個特殊團體及其特殊想法有什麼特別的敬畏，而是因為「不同政見者」們完全瞭解根植在隱藏領域裡的「在真實中生活」的潛在政治力量，瞭解不同政見產生發展的世界和他們面對的人類日常生活的世界，瞭解充滿著生活的目的與制度的目標之間日益衝突的世界。(《七七憲章》一出，政府就發動運動，迫使全國百姓來譴責《七七憲章》；還會有比這更有力的例證了嗎？成千上萬的憲章上簽下的名字都證明了以上範疇的謬誤。)政權與警察機構向「不同政見者」發起如此強大的攻勢，好像政府害怕另一個權力幫派一樣害怕他們——不是因為他們這些不同政見者真是什麼權力幫派，而是因為他們不過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關心一些普普通通的事，他們與別人不同之處，僅僅是他們公開大聲說出別人不能說或不敢說的話罷了。我前面已提到索爾仁尼琴的政治影響：它並不在他個人擁有的特殊的政治權力，而在於千千萬萬個古拉格的受害者們的經歷之中，索爾仁尼琴不過是把這經歷放大了，讓千千萬萬個有良知的人們知道罷了。

　　將一群著名「不同政見者」們的精英團體模式化，實際上意味著抹煞了他們的活動的最本質的道德層面。我們已經看到，「不同政見者運動」產生於平等原則，建立在人權和自由不可分割的信念基礎之上。說到底，「著名的不同政見者」們難道不是聯合起來，共同捍衛無名的工人的利益麼？「著名不同政見者」們在《七七憲章》的聯合不是因為保衛那些無名音樂家們，才走到一起來的麼？他們在《七七憲章》中不正是同音樂家聯合在一道，從而成為「著名不同政者」的麼？越多的公民挺身而出捍衛其他的公民，他們就越被貼上一個實質上把他們從其他公民們隔離開來的標簽，這真是一殘酷的似是而非的的悖論。

　　我的這番解釋，希望有助於澄清我在本文中通篇為「不同政見」一詞加上引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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