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權者的權力(11)_哈維爾

十一

　　在後極權制度統治的社會，所有傳統意義上的政治生活都被取消了。人們沒有機會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更不用說建立政治組織。由此產生的空白，則由意識形態的儀式來填補。在這樣的情形下，人們自然喪失了對政治的興趣，大多數人將那些還可能存在的獨立政治觀點看成不現實的、牽強附會的、自我陶醉的遊戲而已，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相去太遠。人們還會覺得這些獨立觀點也許值得推崇，但卻不著邊際，因為一方面純屬空想，一方面又極端危險。眾所周知，當局對任何這樣的舉動的迫害，都是殘酷無比的。

　　但即使在這種社會，仍會有堅持從事政治活動的個人或團體，他們以各種方式，努力獨立思考，表達自己的觀點，甚至建立政治組織，作為他們在真實中生活的一種努力。這些人的存在和他們的工作本身就是極其重要和有價值的。在最艱難的歲月，他們維護了政治思想的連貫。如果從中產生了某些真正的政治衝動，出現在政治之前的衝突中而且較早地正確表達了自己，從而增加了成功的機會，常常應該歸功於這些單槍匹馬、「沒有士兵的將軍們」。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時刻保持了政治思想的連貫，因此在正確的時機能夠用他們自己的政治思考的成果來豐富這些新的政治衝動力。這個過程在捷克斯洛伐克可找到充分的證據。幾乎所有70年代初期的政治犯當年在一個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淪喪的社會，由於從事堂·吉訶德式的政治活動而無辜受難，現在他們理所當然地成為最積極的憲章分子。在《七七憲章》中，人們十分珍惜他們早年所犧牲的這份遺產，他們用親身體驗和政治思考豐富了這個運動。

　　但是在我看來，這些從未放棄直接的政治活動，而且隨時準備承擔直接政治責任的人，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常犯一個一再犯的錯誤：就是他們對後極權制度作為一個社會政治現實的歷史特點缺乏足夠認識。他們不瞭解這個制度擁有的權力的特殊本質，因此過分強調了傳統意義上的直接的政治活動的重要性。更有甚者，他們不懂那些「政治之前」的事件和過程的政治涵義，而這些事件為真正的政治變動提供了富有活力的有機土壤。作為政治角色，或者說作為有政治抱負的人，他們不斷企圖接著完成一般政治生活留下的問題。他們保持的行為模式在正常的政治環境下可能合適。在新的、完全不同的環境，他們無意識地照搬過時的思想方式，舊的習慣、觀念和原則，對於新環境裡出現的問題的意義和實質不首先加以考慮，不顧它們現在的政治意義，何種事物能產生政治影響和潛力，採用何種方式。因為這批人已被權力結構排除在外，他們無法再對權力結構施加直接影響。還因為他們一直相信建立在多少民主制或傳統專制制度上的政治觀念，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常常與現實脫節。他們這樣講：既然我們的建議一項也不會被採納，為什麼還要與現實妥協呢？因此，他們只是在一個真正的烏托邦世界裡思想。

　　如我要指出的，在後極權社會裡影響深遠的政治事件的起源和方式是與民主制社會不同的。如果公眾大部分對新政治模式及規劃和反對黨的建立無動於衷，甚至有所懷疑，這不僅僅是因為對公共事務的普遍麻木不仁和「更高責任感」的喪失。換言之，不只是普遍的非道德化的結果。在這種態度裡，還有一些健康的社會本能在起作用。似乎人們本能地感覺到，如俗話的「一切都同看上去的不同了」，因此，從現在起一切都得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做。如果近年來蘇聯集團國家中最重要的政治衝擊力一開始(在真正的權力層次產生影響之前)來自數學家、哲學家、物理學家、作家、歷史學家和普通的工人等等，而不是來自政治家，如果各種「不同政見者運動」後面的推動力來自從事「非政治性職業」的廣大群眾，這不是因為這些群眾比那些以政治家為己任的人更聰明，這是由於不是政治家的那些人沒有讓傳統的政治思維和政治習慣所束縛，因此反而對真正的政治現實有更多的認識，對在這種情形下該如何行事有更多的敏感。

　　此外別無選擇：不管一個新的政治模式多麼美好，它都不再能夠與「隱藏的層面」對話，不再激勵人民和社會，喚起真正的政治風暴。後極權制度的潛在政治的真正天地在別處：在制度的複雜指令與生活目標的不斷和殘酷對峙中。生活的目標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求，起碼能和諧地活著，以可以忍受的方式活下去，不受官員和上司的侮辱，不受警察的日夜監視，自由地表達自己，為創造力尋找發揮的途徑，享受法律保障的安全，等等。跟這個有關的一切具體事件，跟這個基本的、無處不在的對抗相關的一切，都必然引起人民的關注。關於理想的政治經濟秩序的抽象計劃不能使他們感興趣。這不僅是因為人們知道它們成功的可能甚微，也因為人民覺得政治色彩較淡些的政策出於具體、此時此地的考慮。如果他們把眼光盯住抽象的未來，就更容易陷入新的奴役人性的羅網。在後極權制度下生活的人們，實在是太清楚對他們來說不能像人一樣地活著遠遠比哪個黨派掌權和如何標榜自己的問題更重要。

　　拋棄傳統政治原則和習慣的負擔，向人類存在的世界無保留地開放自己，只有在分析了局勢後才下結論，這樣不但在政治上更為實際，同時就事物的理想狀態而言，也更有政治上的希望。就像我還要在別處講座討論的，事物真正持續、深刻的好轉不可能產生于任何傳統政治觀念的勝利(如果這種勝利是可能的)。這種傳統觀念只能是外在的，即結構和制度上的概念。事物的變化與過去的任何時候都不同，將來自人類的存在，來自人類從根本上重建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確立人類相互之間與宇宙的關係。一個更好的經濟政治模式的誕生，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不同，一定來自社會的存在和道德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像設計和推廣新型汽車那樣，它要是不再是過去的墮落的新形式，它一定是生活改變自己的面貌的過程的表現。一個好的制度不會當然地保證一種好的生活。正相反，只有創造更好的生活，才能發展出更好的制度。

　　我要再次聲明我無意貶低政治思想和觀念上的政治工作。相反，我認為真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工作正是我們沒有做到的。我說的「真正的」，是指擺脫了所有傳統政治模式的思想和觀念上的工作。傳統模式由一個永遠消失了的環境輸入我們的現實(那個環境即便能回轉，也無法給最重要的問題提供永久的解決方案)。

　　第二和第四國際同許多其他的政治力量和組織一樣，可以為我們的各種努力提供強大的政治支援，但它們誰也不能替我們解決問題。他們在不同的世界裡運作，也是不同環境的產物。他們的理論觀念對我們也許有意義，並有指導作用，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僅僅與這些組織認同，是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在民主國家裡辯論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國就有些人想把我們的事業放在辯論的背景之內，這往往是十分愚蠢的。譬如說我們能不能認真地議一議我們該不該去改變制度或去改革制度？在我們的生活環境裡這根本算不上是個問題，因為目前根本就無法實現其中的任何一個目標。我們甚至弄不清改革何時結束，變更何時開始。很多嚴峻的經歷告訴我們，不論是改革還是變革，本身什麼都不能保障。我們知道，原則上看不管現制度是否「改良」了或是「變革」了，結果都是一回事。我們所關心的，乃是能否在這種社會裡尊嚴地生活下去，這個社會是否為人民服務還是人民為它服務。我們正在為這個目標奮鬥，使用的是現有的、有成效的手段。深陷於無聊政治把戲中的西方新聞記者們或許會給我們的方法貼上過分拘泥了法律，太冒進，修正主義，反革命，資產階級，極右和極左種種標簽。但是我們對此不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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