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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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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在胡薩克領導集團1969年出現之後,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重要政治事件是《七七憲章》的誕生。但是它出現前後的精神和思想氣候不是任何直接的政治事件的結果。產生這個氣候,是一場對與「宇宙塑料人」滾石樂隊有關的青年音樂家們的審判。這場審判不是兩種不同政治勢力或觀點的衝突,而是兩種不同的生活觀念的衝突。衝突的一方面是後極權制度嚴峻的清教主義,另一方面是默默無聞的、想在真實中生活的一群青年,他們不過想演奏自己喜歡的音樂,唱和他們的生活有關的歌,想在尊嚴和合作中自由地生活。這些人過去沒有從事過政治。他們既非野心勃勃充滿活力的政治反動派,亦非從權力結構中被清除的過時政客。他們完全可能適應現狀,接受在謊言中生活的準則,過不受當局騷擾的平安日子。但他們決定走一條不同的道路。儘管如此,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們的案子對每個沒有放棄希望的人發生了非常特殊的影響。不僅如此,在審判的時候,一種新情緒在多年等待觀望、對抵抗行動的麻木不仁和懷疑彷徨之後,終於出現了。人們「對厭倦情緒感到了厭倦」,他們對於消極、無所事事和僅僅盼望著事情終將會變好起來的態度忍無可忍。在某種意義上,這次審判是最後的一擊。許多在此之前一直彼此孤立,不願合作,或採取難以實行合作的行動的傾向各異的小組,突然意識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每個人都明白,攻擊捷克地下音樂會是攻擊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東西,一個實際上每個人聯在一起的東西:這是對「在真實中生活」這個觀念的攻擊,是對生活真正目的的攻擊。人們把演奏搖滾的自由視作人類的一種自由,其本質上同進行哲學和政治的思考、寫作、表達和捍衛社會中各種政治意見的自由是一回事。 人們受到啟迪,真正覺得他們與青年音樂家們站在一條陣線。他們漸漸認識到,無論他們的創作方式和人生觀相去多遠,如果不挺身而出捍衛他人的自由,便是放棄自身的自由(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沒有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七七憲章》賦於這個古老的命題一個嶄新的、典型的意義,它對於現代捷克史有極其重要的影響。斯雷別謝克在其《六八年》一書的精闢分析裡所闡述的「排他性原則」,乃是我們今天一切道德與政治痛苦的根源。這個原則產生於二次世界大戰之末,是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奇特聯盟的產物,隨後不斷深入發展,直至「苦難的終結」。《七七憲章》幾十年來首次打破這個原則;憲章派的成員們第一次平等地攜手共事。《七七憲章》不僅僅是共產黨人和非共人士的同盟——這種同盟在歷史上屢見不鮮,道德和政治上也不具革命性意義——而是一個以向全民開放為前提的組織,其前提是任何人都不會置於低下的地位。這就是《七七憲章》誕生之時的氣候。誰能預料,一兩個無名小輩的搖滾樂隊受審案會產生如此深遠的結果? 我認為,《七七憲章》的起源很好闡明了我前述的觀點:後極權社會內那些日後逐漸演變為政治運動的活動背景,通常並不是由公開的政治事件和公開的政治觀點與力量的衝突所組成的。這些運動大部分是來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廣泛的領域,在謊言中生活與在真實中生活,在那兒發生衝突,也就是說後極權制度的規定與生活的真正目的發生了衝突。生活的真正目的當然有各種形式。有的時候,表現為某一個人或某一集團的基本物質利益或社會利益;別的時候,可能表現為某些思想和精神的利益;再有些時候,可能是最根本的生存需要,如人們渴望在尊嚴之中生活。這種衝突之所以帶上政治色彩,並非因為這些目標的根本政治內容力圖顯示自己,而是因為在後極權制度賴以生存的那個複雜的管理體制面前,每一個人類的自由言行,每一個在真實中生活的企圖,都必然對其造成威脅,因此就成了最具有典型的政治行為。這種由政治之前的邊遠地帶發展起來的運動,它的任何最終的政治宣言都是衍生的。它的發展和成熟是隨後與體制衝突的結果,並不是一開始就以政治方略、政治規劃和政治衝動和面貌出現的。 1968年的事件再次證明了這點。想對體制進行改革的黨內政治家們推出他們的方案,並非由於突然受到神啟,而是受到持續不斷的壓力。這些壓力產生於生活中與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毫不相干的領域。實際上,他們試圖用政治手段來解決社會衝突(實質上是制度的目標與生活的目標之間的衝突),這些衝突每天都在社會的每個角落發生。他們多年來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而且越來越公開化。學者和藝術家們受到整個社會的響亮的呼聲鼓舞,用各種手段來揭露問題,而學生們則要求解決問題的方案。 《七七憲章》的創建也說明了我指出過的問題的道德層面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義。如果沒有各不相同的團體之間的強烈共識,沒有那種忍無可忍的,那種無論會遇到何種制裁,不顧前景和結局如何難以預料,也非得團結起來大聲疾呼的急迫意識,《七七憲章》運動是不可想像的。揚·巴托契卡死前不久寫道:「有些事情,是值得為之受難的。」我想憲章分子們不僅僅把這句話看成巴托契卡留下的遺產,而且作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最好的解說。 從外面看,尤其是從社會制度及其權力結構的角度來看,《七七憲章》的出現乃是料想不到的晴天霹靂。當然它不是什麼晴天霹靂。但這種感覺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孕育風暴的地方在暗處,在那個忽明忽暗的地域,事情是難以梳理清晰的。預測憲章運動出現的可能性正像現在要預測它何去何從一樣機會渺小。這又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震撼,常常產生在隱藏在暗處的事物猛然衝破在謊言中生活的假像的時刻。一個人在假像世界裡陷得越深,這種事件發生時就越感到震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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