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權者的權力(8)_哈維爾

八

　　個人的自我異化是因為存在著產生異化的事物。在這個範圍內的侵害對象就是人們的真實存在。在真實中生活與在謊言中生活在這裡互相直接交織在一起。在謊言中生活是一個被迫的選擇，是對真實的目標的一個不真實的反應。只有在這個背景之下，在謊言中生存才具有意義，只是由於這個背景才存在。這種向壁虛構和自圓其說的人類秩序的基礎，乃是人類對於真理的傾向的一個反應。所以在謊言世界井井有條的表面之下，隱藏著生活的真正目的，和生活隱藏的對真理的開放性。

　　在真實中生活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來自這樣的事實：在真實中公開地生活，有一個雖然看不見但卻無所不在的同盟即隱藏的領域。在這個領域裡，在真實中生活的目標得以發展，得以公開發表它的言論並得到理解。在這裡存在著互相溝通、交流的潛力。這個領域是隱秘的，對於權勢來說也是十分危險的。其中孕育的風暴一直在暗處發展，一旦衝破黑暗，從各方面對社會制度產生震撼的時候，再按常規來遮遮掩掩，已為時晚矣。這樣造成的局面，就使當局驚恐萬狀，狼狽不堪，被迫作出極不明智的反應。

　　看起來，在真實中生活就是後極權社會最廣義上的反對派的溫床。反對派與政權間的衝突的形式，顯然與公開化的社會和傳統專制社會不同。一開始，這一衝突就不在真正制度化、量化，依不同工具的權力層次上展開的，而產生于完全不同的層次：它產生於存在的層次，即人類意識和良知的層次。這一層次裡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選民和士兵的數量來估量的，因為它伸沿到社會意識的第五階層，在生活的隱藏的目標中，在人類受壓抑的、對尊嚴和基本人權的追求與嚮往中，在人類真實的社會和政治利益中。這個力量不在於政治和社會集團的確定的勢力，而在於隱藏在整個社會中，包括政權結構之中的潛在力量。這股力量不依賴自己的軍隊而依賴對手的軍隊，也就是每個甘心在謊言中生活的人。這些人理論上是能夠領悟真理的力量的(還有一批人出於保護他們手中權力的本能，也可能與真理力量相協調)。這是一種細菌的武器。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來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予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這股力量所推動的是隱秘的運動，是可以產生看得見的影響的(難以預料的則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一場真正的政治事件和社會運動，一場突然爆發的社會動亂，表面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內部的劇烈衝突，或社會和文化界氣候的無法壓制的轉變。因為所有的關鍵問題和矛盾都被謊言厚厚的外殼掩遮著，我們無法弄清楚什麼時間那最後一刻會到來，最後打擊的性質又是什麼。這也是當局對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在真實中生活的企圖進行幾乎是防衛性的鎮壓的原因。

　　索爾仁尼琴為什麼被驅逐出他的祖國？當然不是因為他擁有實力，或者說當局覺得他會向當權者們奪權。索爾仁尼琴的被逐，有其他的緣故：他力圖發掘真理的令人可畏的根源。真理可以轉變整個社會意識，而這個轉變終將給社會帶來無可估量的影響。因此，後極權制度作出了十分典型的反應：為了捍衛它自己，就得捍衛假像世界的完整。謊言世界的外殼是由奇怪的物質構成的，只要它把整個社會封閉起來，它就會看上去堅如磐石。但是一旦有人打破了一個小小的缺口，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打破遊戲規則，揭露遊戲本質，這時，一切事物都原形畢露，整個外殼就會無可拯救地四分五裂。

　　我們說在真實中生活，自然不僅僅指思維的產物而已，如一群知識分子寫信提出抗議等等。它可以是個人或群體反抗奴役的任何形式：知識分子的抗議信，工人的罷工，搖滾音樂會或學會示威，拒絕參加選舉鬧劇，在官方會議上發表聲明，或者絕食，等等。假如壓制目的的過程是很複雜的，是對生活的一切言論和輿論的不同方面的操縱，那麼，生活中每一個自由的言論和表述都在政治上構成了對後極權制度的間接威脅。這些言論包括了那些在其他社會制度內絕不會產生任何潛在的政治意義，更不用說具有爆炸性力量的言行。

　　人們通常認為布拉格之春是在真正的權力層面上兩個集團的對抗：一派要維持這個政權。但人們常常忘了這個對抗不過是一幕長劇的不可避免的結局。這幕劇的劇場，則主要是社會的精神和良心的領域。在這幕劇的開端，有一群人在最黑暗的時刻裡表達了在真實中生活的願望。這群人手中無權，也不對權力抱有妄想。他們想在真實中生活，其實，算不上什麼政治觀點。他們也許就是一批詩人、畫家、音樂家，或者是保持著個人尊嚴的普通公民。現在自然很難確定何時、通過何種地下和曲折的途徑，他們的言行對環境產生了影響。我們也難以追尋真理的細胞是如何逐漸浸透到充斥著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現在清楚的是：政治改革的企圖並不是社會覺醒的原因，而是社會覺醒的最終結局。

　　我想，我們當前的局勢也能由此經驗而得到更好的理解。千余人的憲章分子與後極權制度對抗，政治上看來是毫無希望的。如果我們透過開放社會的傳統角度來觀察，這個結論一定是正確的。在開放社會裡，政治力量的強弱主要根據其實際掌握的權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像憲章派這樣的小黨派一定不會有贏的機會。但我們一旦把這個對抗放在後極權制度的背景裡來觀察，則會得出根本不同的結論。目前還難以確定捷克斯洛伐克是怎麼看《七七年憲章》運動的存在和地下活動，以及憲章運動喚起民眾的企圖。這種投資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能夠產生政治改變方面的利潤，就更難預測了。但是憲章運動的一切，當然是在真實中生活的一部分。作為在存在的意義上的一個構想，它把個人重新帶回到他們的自我和個性的堅固的土壤；作為政治行動，它把個人拋入一場機會的遊戲，人們在這場遊戲中不是一無所獲，就是得到一切。因此，投身到這場運動中的人都是那些相信為了得到一切不惜冒一無所有之險的人，或者是相信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前無任何其他從事政治活動的真正選擇。

　　這其實是一回事：這個結論只有那些不願為了政治而犧牲他或她的人格的人才能得出，抑或是那些不相信政治必須犧牲人格的人才能得出。

　　後極權制度對在真正權力層面上的對手和任何獨立於其法律自製性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挫傷越徹底，任何政治威脅的中心就越為轉向存在的和政治之前的層面，一般毋須任何有意識的努力，在真實中生活就會自然地變成一切反抗體制是自製性活動的出發點。即使這種活動終於超越了在真實中生活的範圍，轉化為各種平行的結構、運動和團體，開始成為政治性活動，開始對官方體制產生壓力並且事實上對真正的權力產生了某種影響，它們始終都保持著它們這一起源的標誌。因此我以為，只有不斷地思考這個特殊的背景，才能正確理解我們所稱的不同政見者運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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