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哈維爾 > 無權者的權力 | 上頁 下頁


  為什麼我們那位水果商要把他的忠誠在櫥窗裡張貼呢?他難道在各種內部和公開的場合表示得還不夠嗎?在工會投票時他總得循規蹈矩,總是參加各種競賽活動。選舉時他是個守法公民。他甚至在反對憲章運動的文件上簽了名。那麼除此之外他為什麼還要公開表白他的忠誠呢?無論如何,行人在櫥窗前是不會止步來看他的標語,認為水果商想讓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事實上,行人根本不會注意這條標語,他們也許根本沒看見。如果你問一位在櫥窗前停步張望的婦女看到了什麼,她一定會告訴你裡面有沒有西紅柿,而不會注意到標語,更不會看清標語的內容。

  看起來,讓水果商公開表白他的忠誠是毫無意義的。但是這個意義卻非常清楚。人們不會看他的標語,因為四下裡貼滿了同樣的標語:櫥窗裡、路燈杆上、廣告欄上、公寓窗戶上、建築物上,到處都是。這些標語構成了生活總體的一部分。人們忽略細節,但對總體的存在卻了如指掌。水果商的標語無非是日常生活那巨大背景上的一部分而已。

  水果商不得不把標語貼在櫥窗裡,這並不是因為他想讓人家來看它、相信它,而是同千千萬萬同樣的標語一樣,來構成這個人人皆知的生活全景。這個全景當然還有一個含蓄的意思:它提醒大家注意生活的環境和對每個人的期望。它告訴大家每個人都做的事情,讓他們跟著做,假如他們不想被排除在社會之外,不想受孤立,與社會離異,破壞規矩,冒失去和平、安寧和平穩之險的話。

  那位對水果商的標語視而不見的婦女也許一小時以前在她辦公樓的走廊裡張貼過一張一模一樣的標語。她貼的時候想也不想,就跟水果商一樣。她這樣做是按照社會全景的要求。她對此很明白,在這個全景裡當然包括了水果店的櫥窗。水果商去訪問她的辦公室時,同樣也不會看見她的標語。然而,他們的標語互相依存,互相瞭解共同的大背景,我們可以說在那個大背景的控制之中。他們共同幫助建設了那個大全景,造就了專制的機器。水果商和辦事員按照環境的要求來生活,同時也幫助造就了生活環境。他們做了已經做的,該做的和將要做的,同時他們的所作所為確認了一切都非做不可這個事實。他們俯首於特定的指令,由此維繫了這個指令的永恆性。抽象意義上,水果商不貼他的標語,則辦事員就不會貼他的標語,反之亦然。他們互相向對方建議來重複某種行為,也互相接受對方的建議。他們對彼此標語內容的視而不見,只不過是一種幻象。在現實中,他們張貼標語,敦促對方接受規矩俯首於權勢。首先命令他們張貼標語的就是權勢。這兩者均為控制系統裡的客體,同時也是主體。他們都是權力系統的受害者,也是權力系統手裡的工具。

  假若某個市區到處充斥著誰都不看的標語,這在一方面是區黨委書記向上級黨委的一個交代,同時還有更進一步的意義:這是社會自我完善原則的一個小小的範例。後極權社會本質的一個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權力範圍之內,不讓人們實現他們的人性,而是讓人們放棄自我和人性,服膺於整個系統,變成系統的自動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訂目標的僕人。這樣一來,人們就會像浮士德受制于梅菲斯特一樣,加入到體制的普遍義務中,被體制攫取和奴役。

  更進一步來講,人們的普遍參與制造了一個常規,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貼耳。再者,人們學會了心甘情願地參與,以為那是理所當然的。最後他們毋須任何外部壓力,就會視那些不參與者為異端或傲慢不遜的人,是對大家的侮辱和對社會的背叛。後極權社會就是這樣,通過把一切人拽入權力的網絡,使一切人變成社會自動整體的工具。

  每個人都參與了,被奴役了,無論是水果商還是國家總理。在權力結構中地位的不同,不過表示參與程度的不同而已:水果商參與的程度較小,他手裡的權力也很少。國家總理當然權力較大,但他的參與程度也更深。兩者都無自由,只是形式不同不已。整個參予的同謀不僅僅是另一個人,而是體制自身。權力結構中地位決定了一個人的責任和罪責,但這不是無限制的,也不能為某個個人徹底開脫罪過。所以生活的目的與體制的目的之間的衝突不是兩個定義明確和分離的社會集團之間的衝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觀念才會把社會劃分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這個特徵是後極權制度與傳統的專制的根本區別之一。在傳統專制政體內,社會衝突仍可按階級來劃分。

  在後極權社會,社會衝突事實在每個人身上發生,因為每一個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會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我們所理解的社會制度不是一群人強加在另一群人頭上的,而是無處不在的和造就了社會的因素。僅僅從原則上幾乎無法把握住和下一個定義,然而它卻作為社會生活的重要特徵時刻表現出來。

  人們每時每刻都在創造這個自我定向的制度,通過這個制度剝奪他們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質。這並不是因為對歷史的某種不可思議的誤解,也不是歷史誤入歧途。這更不是冥冥中某種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來讓人類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這種情形之所以得以發生,就是因為顯然在現代人類之中有某種與之相呼應的東西,人們思考和容納這個東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圖都被瓦解。人類被迫在謊言中生活。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實際上具有這樣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現制度不僅使人類異化,異化了的人類同時支持這個制度,以此為他們必然的綱領,成為他們蛻變人性的現象,為人類的自身失敗的紀錄。

  生活的根本的目標存在於每個人身上。每個人都希求人性正當的尊嚴,道德的完善,人性的自由表現和對現世存在的超越感。然而每個人多少都具有在謊言中生存的能力。每個人都會屈從於世俗的降低人格的企圖和功利主義。每個人都有與芸芸眾生溶為一體,在虛偽的生活中同流合污的意願。這不僅是兩種不同本質的簡單對立。這是對人類本體自身的挑戰。

  簡單來說,後極權制度是建立在專制政體與消費社會歷史性聚合的基礎之上的。與謊言同流合污的極大調和性,社會自動總體的隨意的蔓延,難道不是和人們消費型心態裡不願為了精神與道德尊嚴而放棄物質實惠的特點相連嗎?難道不是由於人們在現代文明降低人格的種種誘惑之下寧願放棄更高的價值觀嗎? 難道不是因為人們易於與大眾的麻木不仁認同嗎?說到底,後極權社會生活的蒼白與空虛難道不是現代人類生活境況誇張了的一幅漫畫?我們的情形難道不是對西方社會的一種警告(雖然表面上看來我們的文化遠遠落在西方之後),揭露西方隱藏著的一種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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