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權者的權力(5)_哈維爾

五

　　我們看到水果店標語的真實意義和字面意義不相干。即使如此，大家對其真實意義都心中有數，因為誰都明白規則：水果商對上司獻忠誠(除此之外他別無選擇)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接受規定的儀式，把幻象當作現實，服從遊戲規則。因此，水果商也就變成了遊戲中的一員，使得遊戲得以開鑼，得以延續。

　　如果意識形態起先不過是制度與獨立個人之間的橋樑，那麼一旦個人踏上橋頭，這座橋溝通的就是制度和屬制度的個人了。也就是說一開始，意識形態由外部用心理的藉口和名義了促成了權力的形成，一旦人們接受了那個藉口，權力就由內部產生，人們也就變為權力的活躍的一部分。意識形態開始成為權力制度內部的儀式交流的主要工具。

　　假若沒有某種「形而上」的秩序來維繫權力結構中的各個部分 (我們已討論過它的外部陳述)，那麼整個權力結構就無法生存。這個「形而上」的秩序使各部門順理成章，各司其職，有統一的規章可循，提供各種規章、指令、法令的遊戲規則。在整個權力結構中，這一形而上的秩序是根本的、標準的，綜合結構中的各個交流媒介，在內部傳遞各種信息和指令。它好似交通訊號、路標的彙編，給整個過程定形定量。這個形而上的秩序是極權制度內部聚合性的保障。它又是粘合劑，是約束性的法則，是實施極權戒令的工具。如果沒有這個粘合劑，極權制度的結構就會完蛋，就會四分五裂，各部分自行其事，亂成一團糟。極權制金字塔一旦失去了粘合劑，自己便會像一枚引爆的炸彈，分崩離析。

　　作為權力結構對現實的解釋，意識形態最終聽命於權勢的利益。因此，意識形態具有自然的背離現實的傾向，製造假像，變成祭祀的儀式。在權力競爭公開化的社會中，公眾控制權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識形態為權力辯解和開脫的手段。在這樣的社會裡，總會有辦法來糾正意識形態用假像代替現實的傾向。但極權社會沒有這種糾偏的辦法，無法阻止意識形態脫離現實的趨勢。這樣就逐漸導致了後極權社會裡的現狀：一個充滿假像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儀，只存在一種形式主義的、與現實脫節的語言，一種祭祀的、假裝和偽造現實的語言。

　　然而我們看到意識形態正日益成為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權力的核心支柱，為權力的存在製造藉口，提供內在凝聚力。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加強了，越來越遠離現實，但卻具有了特異而實在的力量。它變成了現實本身。當然，這是個完全自我封閉的現實，在權力內部，這個偽現實在某種程度上比真正的現實還有份量。祭祀儀式的重要性越來越超過藏匿在後面的現實。現象的重要性不再產生於現象自身，而在於它在意識形態概念世界裡所據的座標。不是現實決定理論，而是理論決定現實。因此，權力離意識形態更近，離現實更遠了。權力從理論中汲取力量，成為理論的附庸。這樣難免就導致了一種悖乎常情的結果：不是理論和意識形態為權力服務，而是權力為意識形態服務。就好象意識形態在權力中淩駕權力之上，自己變成了獨裁者。最後，看起來是理論、意識形態和儀式來做出影響人民生存的決定，而不是相反。

　　如果意識形態是權力內在同一性的根本保障，它同時也成為權力連續性的重要保證。在傳統專制社會裡，權力繼承是個複雜的問題(篡位者無法為篡權正名，因而總是訴諸武力)。在後極權社會裡，權力從個人到個人、派別到派別、老一代到新一代的交替則基本上有章可循。遴選僭位者時有一位「王位選定人」出來主持：這是儀式的合法性，依靠儀式，完成儀式的要求，利用儀式，從而僭越儀式之上。當然，後極權社會內也存在著權力鬥爭，而且往往比開放的社會要劇烈得多。這是因為鬥爭是不公開的，隱秘的，不受民主程序制約和公眾監督的(很難找出一個執政的共產黨第一書記換馬時各種軍事與保安力量不處在戒備狀態的例子)。然而這種權力鬥爭就像傳統專制一樣，從來不會對政權的本質和延續造成威脅。最多只能動搖一下權力結構，但很快就會恢復正常。這是因為維繫這個制度的意識形態未受到破壞。不論誰代替誰，權力繼承都只能在儀式的範圍和背景之下實現，而絕不可能在否定儀式的情況下實現。

　　由於專制是儀式性的，權力則取消了個性，個性幾乎在儀式中消解。個人任憑儀式主宰命運，經常看起來是儀式把個人一舉從默默無聞中抬上了權力的寶座。個人在權力金字塔的各個階層，常常被一群沒有面孔的人和木偶、執行儀式和常規的穿制服的阿諛小人們推來推去，這樣的情形在後極權社會裡難道不是司空見慣的嗎？權力結構的自動性取消了人性，個性的消亡變成了一個基本原則。看上去正是這個自動性的專制特徵決定了那些毫無個性的人為權力結構服務，正是充滿空洞詞藻的專制召集了那批善長空洞詞令的人，來保證後極權制度自動性的連貫和延續。

　　西方的蘇聯學專家們常常對後極權社會內的個人作用誇大其詞，而忽視統治者們儘管擁有中央集權制度的極權力量，卻常常是這個制度的內在法律的盲目執行者這個事實。統治者們從來不會，也不可能對這個內在法律進行反思的。經驗一再告訴我們，這個制度的自動性遠比個人意志強大。如果一個人有更為獨立的意志，則不得不把他的意志掩藏在毫無個性的面具之後，非此不得進入權力的門坎。一旦入了門，這個人若企圖實現他的個人意志，必將遲早被有著巨大惰性的自動性作為異體排除出去，或者被迫逐漸放棄他的個人意志，從而重新融匯於自動性中，為之效勞。這樣一來，這個人與他的前任後任們就又難以區別了(讓我們回憶一下胡薩克和齊穆卡的命運吧)。不斷掩藏在幕後和訴諸儀式的必要性，使得權力中那較開明的人士也常常為意識形態所困擾。他們無法直接面對現實的底層，而總是設法混淆黑白，根本上就是利用意識形態的虛假現實(依我所見，杜布切克集團在1968年失去對局面的控制，原因之一就是在極端情勢下和最後問題面前，權貴們根本無法從假像世界裡徹底脫身)。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意識形態作為保障權力的聚合性的內部聯絡工具，在後極權社會內已超越於實際權力的實施之上，而具有相當的支配力量，趨向於保證權力的連貫。它是這個社會處在穩定的支柱之一。

　　但這個支柱的基礎卻是很不穩固的。這個基礎建立在謊言之上，只有當人們願意在謊言中生存的時候，才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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