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給胡薩克的公開信(2)

給胡薩克的公開信(2)

　　當然，我所說的恐懼，並不是通常心理學意義的一種確切的情感。我們在周圍看到的大多數人並不像顫動的樹葉那樣發抖：他們的臉上呈現著堅定、自我滿足的公民的表情。我們涉及的恐懼是在更深的意義上，如果你願意，可以說它是在倫理學的意義上，即對於一種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機的集體意識或多或少的分享，憂慮什麼是或可能是受威脅的，並逐漸變得習慣於這種威脅，將其認作實用的方法，我們追隨各種外部適應的形式作為僅有的自我保護的有效手段。

　　自然，恐懼並不是當前社會結構中僅有的建築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沒有它甚至沒有表面的統一、紀律和一致，斷言我們國家可以獲得穩定局面的官方文件即基於此。

　　當然問題來了：什麼是人們事實上害怕的？審判？拷打？失去財產？流放？死刑？當然不是。幸運的是，大多數由當權者對待人們施加壓力的殘酷行徑如今已經成為歷史——至少在我們的環境中。今天，壓制採取了更微妙和精緻的形式。並且即使政治審判在今天也沒有發生——每個人知道當權者如何操縱他們——它們僅僅扮演著一種極度的威脅，而主要的壓力則轉向生存壓力的領域。當然，問題的核心並沒有改變。

　　眾所周知的是，一種威脅的相對價值比絕對價值更有效。它並不是某人客觀上失去的，而是對他來說，在他的生活水平上，用其自己的天平所衡量的主觀價值。因此，如果今天一個人害怕在他的領域裡失去工作的機會，就像在其他歷史時期內，他害怕其財產被沒收一樣，其反應同樣強烈。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生存壓力的技巧是更為普遍的。在一個更廣泛的意義上，我們國家的任何人在本質上都是十分脆弱的。每個人都有東西要失去，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擔憂。一個人可能失去的東西的範圍是廣泛的，包括處於統治地位的人享有的各種各樣的特權，所有提供給有權有勢者的特殊機會，享受諸如寧靜的工作、提升和執掌權力，在自己的領域裡工作的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以及對其他公民來說都享有的僅僅是基本生活的有限水平，而不是處於某個特殊的階層之中——對這些人來說，適用於其他人的規則並不適用於他們，即成為捷克斯伐克政治隔離的犧牲品。是的，每個人都有東西要失去。最恭順的勞動者的同事可能因為在一個會上或酒吧裡說出他頭腦中所想的而遭到殘酷的懲罰。

　　當然，這種生存壓力制度 (它籠罩整個社會，每個人都處於其中，要麼作為每天威脅的一個特殊情節，要麼作為一種普遍發生的意外事件) ，如果不是得到這種權力結構腹地的支持，即全面地、並且是粗暴地為其效勞的力量——無處不在的，至高無上的國家警察——便不能有效地工作。準確地說，這非常像它的前身，更殘酷的壓力形式。

　　這是那種可怕的蜘蛛，它的看不見的網直接覆蓋整個社會；是那種所有恐懼的道路最後消失的盡頭；是沒有人可能向這個國家的權力挑戰的最後的和無可辯駁的證據。雖然對於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內，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這張網，不能觸到它的細絲，但甚至頭腦最簡單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識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時每刻沉默的在場，並採取相應的行為——這些行為是為了在那些看不見的眼睛和耳朵之內的表現自己。他非常知道為什麼他必須這樣做。因為那種「蜘蛛」可以沒有任何必然性而干涉某人的生活，將人置於他的控制之下。實際上根本沒有必要被審訊、指控、投入監獄和判刑，因為一個人的上級也被陷害在同一張網裡；在每一個級別上的人，其其命運都是被決定的，這裡有和國家警察合作者也有被迫合作的人。因此，十分突出的事實是，國家警察可以在任何時候干涉一個人的生活，沒有他反抗的任何機會，可以充分地剝奪一個人的生活中本來的和可靠的方面，將其轉變為一種沒完沒了的偽飾。

　　如果在人們維護他們已有東西的防禦性嘗試背後是恐懼，那麼變得日益明顯的是，為贏得他們目前還沒有佔有的東西的侵略性努力的主要推動力是自私和野心勃勃。在近代很少有像這樣一個社會制度如此公開和厚臉皮地給這些人提供領域：一旦給他們帶來任何好處時便支持任何事情的人；在追逐權力和個人目的中準備做任何事情的沒有原則的和沒有脊樑骨的人；樂於任何羞辱，隨時打算為了一個巴結當權者的機會而犧牲他們的鄰居和他們自己的忠誠的鑽營的走狗。

　　從這個觀點看來，這就不足為奇了。我們社會中有公眾影響的位置從未有過地被那些臭名昭著的野心家、機會主義者、騙子、有可疑記錄的人，——總之，由典型的合夥勾結者所把持，這些人有一種特殊的才能經常說服自己，他們肮髒的工作是挽救某些事情的一種方式，或者至少，是防止更壞的人接替他們位置的一種方式。這也不足為怪，在這些環境中，腐敗存在於所有形式的公務員之中，他們公開地願意為任何事情接受賄賂，並且允許自己寡廉鮮恥地為考慮他們私人利益和受貪欲支配而搖擺不定，這些東西比近十年來所能想起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蔓延開來。

　　那些忠誠地相信官方廣播所說的一切和無私地支持政府權威的人比以前更少。但是偽善者卻逐步上升：歸結到一點，事實上，每個公民都被迫成為一個偽善者。當然，這種令人沮喪的情形有客觀存在的邏輯原因。在近代很少有這樣一種制度如此不在乎外表看起來忠誠的公民們的實際態度，不在乎他們言詞的誠意。這是足以觀察到的，在所有那些自我批評和贖罪行為中，沒有人真的在乎人們所說的東西是否意味著什麼，或許他們僅僅考慮自己的好處。事實上，人們可以肯定地說，第二種考慮或多或少是無意識地產生的，沒有任何不道德的東西在內。實際上，個人好處的展望常常被用作獲得這樣的供述的主要根據。通常沒有人試圖相信懺悔者的罪過和其行為的謬誤，很簡單他必須悔悟。同時，他著眼要得到的利益被渲染了，而痛苦的體驗，在贖罪的行為之後將保留下來，被縮減成一種幻覺。竟然有些古怪的懺悔者有著全部的忠誠並顯示它，通過例如堅持原則、拒絕相應的回報，一般來說這個制度對其持懷疑態度。

　　在某一點上，我們都公開地被賄賂。如果你在工作中接受這樣或那樣官方的位置——當然，不是作為為同胞服務的一種方式，而是為領導服務——你將得到這樣那樣的好處。如果你入團，你將被授予某種權力和接近這樣那樣的招待會。作為一個創造的藝術家，如果你參加官方機構，你將得到這樣那樣的創作機會的回報。想想你在私下的情況，而一旦你和別人取得一致，克制住不要去製造麻煩，壓抑你對真實的興趣，使你的良心保持沉默，大門就會為你敞開。如果外部適應原則成了在社會上取得成功的要旨，你可以想見，什麼樣的人性素質被激發出來，什麼樣的人將出現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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