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政治與良心(3)

一五

　　我常有機會和訪問我們國家的西方知識分子談話，他們的日程表上包括訪問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有人這樣做是出於真正的關懷，或希望理解和表達支持，也有人純粹出於好奇。在哥特式和巴羅克式的紀念館之外，持有不同政見者顯然是這個沉悶單調的環境中唯一令人感興趣的事情。這些談話通常是頗有啟發的，我從中學習和理解了不少東西。問題通常是這樣一些：你們人數這麼少？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你覺得真可以改變事情嗎：你是反對社會主義呢還是僅僅想改進它？你是否譴責在西歐部署潘興Ⅱ導彈和巡航彈？我們能為你們做什麼？你目前所做的全部只能為你帶來迫害和牢獄之災，又沒有什麼明顯的效果，那麼驅使你這樣做的動力是什麼？你想要在你們國家看到資本主義復辟嗎？提出這些問題有著良好的動機，出於渴望理解的願望顯示了發問者本人關心這個世界的現在和將來。

　　但我仍要說，再三向我提出的這些或類似的問題表明了西方知識分子如何完全不理解——從某些方面來說，是不可能理解——這兒所發生的事情，究竟我們這些被稱之為「持不同政見者」是受什麼驅動？並且最重要的，我們的所做所為最終說明了什麼？例如這樣的問題：「我們能為你們做些什麼？」當然，可以是很多。這個世界上有自由思想的人們越多地支持、關心我們，和我們團結一致，那麼我們被抓起來的危險越小，我們的聲音不至成為荒野中的呼叫的希望就越大。但是，在這個問題的深處存在著內在的誤解。說到底，這不是一個幫助我們這些少數「持有不同政見者」至少暫時不致入獄的問題。甚至也不是幫助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讓人們生活得好一些，更加自由一些。

　　這兒的人首先而且最需要的是自己幫助自己。我們曾經太多地等待別人的幫助，太多地依賴這種幫助，同時也導致更多的災難：不是在最後一刻撤走答應的援助，就是轉向人們期待的對立面。在最深刻的意義上，還有某些東西更為生死攸關——救助我們全體，不管是我本人還是來訪的我的對話者。難道事情不是和我們所有的人都相關？難道我們的黯淡前景，我的希望，反過來說不也是他們的黯淡前景和希望？而我的被捕不正是對於他們的一擊？他們所受的蒙蔽不也是對我的一擊？對布拉格人的鎮壓不也是對全體人類成員的一個鎮壓行為？如果對這裡正在發生的事情無動於衷甚至抱有幻想，那麼不也是替其他的地方發生悲慘的事情作準備？他們的受難不正是我們受難的先決條件？關鍵並非是某些捷克持不同政見者需要幫助，而是作為這個地區的人需要幫助。

　　我可以最好地幫助自己擺脫煩擾只要不再做一名「持不同政見者」。關鍵是持不同政見者徒勞的努力和他的命運告訴了人們什麼，關於環境、命運、機遇和這個世界的問題，他們的行動證實了什麼？他們擁有哪些方面或者也可能成為其他人思想養料的東西？他們以何種方式解釋自己的命運並且使之成為與我們共享命運？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形式，他們成為前來訪問的人們的一個警告、挑戰、危險和教訓？

　　還有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問題！我得承認這個問題給我一種上個世紀深處的感覺。對我來說，這些完全是意識形態和在語義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變味了。問題完全不在於此，它更為深刻並和我們每個人有關：我們是否不管以何種途徑恢復「本來的世界」以此作為真正的政治的領域？是否重建人類成員的個體經驗，當作評判事物的首要尺度？是否將道德置於政治之上、將責任置於欲望之上、使得人類的社會富有意義及人類的語言重新獲得內容？是否將自發的、完整的、有尊嚴的人類個體「我」，重新放回到所有社會活動關注的焦點？是否要對我自己負責，因為我們存在和某種更高的東西相聯繫？是否為生命給出一個意義，能夠犧牲某些東西，在極端的情況犧牲一切，個人平庸的或富裕的生活，即揚·巴托契卡所說的「日常規則」？

　　在這場反對非個人化的權力擴張的樸素但卻是全球性的嚴峻鬥爭中，是面對一個西方的經理還是一個東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點上的區別，它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們可以保衛自己的人性，也許還存在一線希望——我們也許將找到某些更有意義的途徑，在我們的自然要求和分享參與經濟決策之間，以及有尊嚴的社會形象之間造成一種平衡，並賦予全部行之有效的推動力，在真正的市場交易中實現富有人性的冒險精神。然而，一旦我們不能捍衛我們的人性，任何旨在改善經濟運作的技術或組織化的策略都不能拯救我們，就像在工廠煙囪上安裝淨化裝置不能阻止普遍的非人性化的趨勢一樣。

　　歸根結底，一種制度朝著什麼目標運作，比它如何運作要來得重要。而那種服務於全面毀滅的運作不也可以是甚為順暢的嗎？我這樣說是因為，從命運分配給我的眼光來看世界，我不可能避免這樣的印象：不少西方世界的人們對我們時代真正面臨的真正危機知之甚少。

　　例如，我們只要瞥一眼當今西方知識分子搖擺于其間的兩種基本不同的政治，顯而易見，它們不過是玩弄同一種遊戲的兩種不同的方式，即由匿名的權力所操縱。因此，它們不過是朝著同樣的全球化極權主義邁進的兩條道路而已。

　　玩弄匿名理性遊戲的一種形式是繼續戲弄事物的神秘性——「扮演上帝」——進一步發明和部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當然，所有這些開始都被說成意在「保衛民主」，而實際上民主卻被貶為「不切實際幻想」，這在我們所處的歐洲的這塊土地上，早已經變得如此。而這種匿名遊戲的另一種形式謂之曰「為和平而鬥爭」，這股誘人的旋風將許多善良忠實的人們捲入其中。當然，它並不總是需要如此。我經常有這樣的印象，這股旋風是同一個製造表面的、無孔不入的非個性化權力設計和調度的，它作為一種更為詩意的手段征服人類良心。

　　請注意，我頭腦中的非個人化的權力是作為一種原則，一種全球化的現象，並非僅僅指莫斯科——說實話，莫斯科還沒有組織如此廣泛的當代和平運動這樣的能力。然而，在這個極權主義和意識形態的世界裡，要使得一個誠實的、有自由思想的人(威脅所有匿名權力的主要對手)變得無用，還有比給他提供盡可能簡單的主題、伴隨著全部擁有表面上的崇高目標更好的辦法嗎？你能想像有什麼事情比「一場反對戰爭的鬥爭」更能有效使人頭腦發熱嗎？——先是受其迷惑，然後加以佔領、最終喪失所有的批判力量。還有什麼比這更聰明的欺騙人的辦法，讓他們相信這樣的幻覺即如果他們干預部署武器(它們總得在什麼地方部署)他們就能阻止戰爭？很難令人想像人類精神通往極權主義的更為簡單的途徑。如果武器總要部署這一點越來越顯而易見的話，那麼，頭腦中完全認同阻止這種部署的人就會變得激進，越狂熱，最終從其本來目標中異化出來。

　　因此，被最高貴的動機所驅使的人發現，在其旅途的終點，完全匿名化的權力需要他這麼做：在極權主義思想的巢穴中，他不再是他自身，為了另外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他放棄了他的理性和良心。只要服務於這樣的目標，我們將這幻想稱之為「人類幸福」、「社會主義」或「和平」都無關緊要。

　　當然，從防禦的立場和西方世界的利益來看，有人宣稱「赤化總比死要好」的確不是太妙，但是，從全球化的、非個人化權力的眼光，即從它君臨一切和代表了一種真正的惡魔般誘惑的眼光來看，沒有比這樣更好的了。這口號毫無疑問地表明說這番話的人已經放棄了他的人性。因為他已經放棄了某種能力，放棄了以個人的方式承擔某種超越他本人之上的東西，甚至為這種給生命提供意義的東西獻出自己生命。

　　巴托契卡曾經寫道，一個人若不願獻身於令他的生命具有意義的東西，那麼他便不值得活著。正是在如此放棄意義和如此一種「和平」的世界上，在「日常規則」之下，戰爭最容易發生。在這樣的世界裡，不存在由最高的犧牲勇氣來保障的道德屏障來進行抵制。那種非理性地「保衛我們的利益」的大門充分敞開著。知道自己為什麼去死的英雄的缺席，是通向人像牲畜一樣被屠殺的堆積如山的屍體的第一步。「赤化比死要好」這個口號作為向蘇聯投降的表達並沒有十分激怒我，但是作為西方人放棄任何有意義的生活的要求和接受非個人化權力的表達卻十分令我震驚。這句口號實際說的是沒有任何東西值得一個人為之獻出生命。然而，若不存在最高犧牲的水平線，所有的犧牲就變得沒有意義，因此沒有任何東西有任何價值，沒有任何東西有任何意義，結果是一種徹頭徹尾否定我們人性的哲學。對蘇聯極權主義制度而言，這種哲學只是提供稍許政治上的幫助，而對西方極權主義而言，這種哲學直接和原發性地構成了其本身。

　　簡言之，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印象。西方文化對它自身的威脅，遠遠超過SS-20導彈。當一個法國極左派學生帶著懇切的目光對我說，古拉格群島是為社會主義理想所納的稅以及索爾仁琴不過是一個心懷怨恨的人時，他將我投入深深的憂慮之中。歐洲真的不能從自己的歷史中學到什麼嗎？那個熱切的年青人是否能夠明白——即使是最誘人的「普遍幸福」的計劃要求一個人非自願地去死，即不是為了獲得生命的意義自覺地去死，便證明了它是反人性的？是否只有到了發現自己也被禁閉在靠近圖盧茲的某個蘇式監獄裡，他才明白點什麼？我們世界的新語言是否如此滲透到本來的人類語言之中，及至如此基本的經驗也使得人們之間無法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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