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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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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哲學家瓦茨拉夫·別洛赫拉德斯基曾令人信服的發展出這樣的思想:建立在抽象理性和非個人的客觀性假設上的現代科學理性主義精神,不僅有其自然科學方面的奠基人伽利略,而且有著其政治學方面的奠基人——馬基雅維裡,他首次把政治理論表述為有關權力的技術理論(儘管帶些惡意諷刺的口吻)。雖然有著全部歷史錯綜複雜性,我們仍然可以說,現代國家和現代政治權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這裡,一旦人類理性從人類個體、他的個人經驗、個人責任感中分離出來,他也就背棄了「本來的世界」的框架,背棄了與之相聯的具體的責任感,背棄了他的絕對地平線。正像現代科學愛將作為生活在經驗世界中的個體——實際的人類個體拋置於腦後一樣,現代國家和現代政治更是如此。 可以肯定,權力變成匿名的和非個人化的過程,減縮至僅僅是一種操縱技術的過程,有著1000種面具、變種和表現形式。有時它是隱蔽的、難以察覺的;有時它是完全公開的;有時它是微妙曲折的;有時卻又是殘忍而直接。然而,總的來說,這是一種普遍趨勢。它是所有現代文明基本特徵,產生于現代文明的精神結構,並盤根錯節地紮根於這個精神結構,包括其技術本質、大眾品格和消費趨向。 統治者和領袖,在他們擁有的權力中曾經有過個人面貌和個人品質,在某種程度上也曾為其自身的善或惡的行為負起責任,不管他們是建立在世襲傳統、還是人民的意志或戰爭勝利及陰謀詭計的基礎之上。但是現在,他們被經理、官僚、黨政幹部(專業的統治者、操縱者)和種種擅長管理、操縱和惑人技巧的專家所取代,他們被安置於各種功能性的非個人化交叉點上,作為國家機器的一枚螺絲扮演著被指派的角色。這個專業的統治者是「無辜」的匿名權力的「無辜」工具,其合法性來自科學、控制論、意識形態、法律、抽象性和客觀性,總之,來自對於作為個人和鄰人的責任以外的東西。 一個現代政治家沒有任何東西可保留,在他明智的面具和審慎的詞令背後,那種植根於「本來的世界」之內一個人的愛、激情、興趣、個人看法、恨、勇氣和憤怒等,一點痕跡都沒有,他也將所有的這些東西鎖進他的私人浴室。如果我們還在這張面具後面瞥見了什麼,那只能是一個勝任或不勝任的權力技術員。制度、意識形態和黨政機構剝奪了人們的良心、常識和自然的談話及實際的人性內容,這對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一樣的。國家甚至越來越像一部機器,人民被轉化成統計學意義上的投票人、生產者、消費者、病人、旅遊者和士兵。 在政治裡,「本來的世界」中好與壞的概念因而變成了已逝年代的古老殘餘,失去了全部絕對的意義;政治上唯一的方法是可以量化的成績。權力成了「先驗的」和「無辜」的,因為它並不從一個「有罪」和「無辜」仍然有其意義的世界中生長出來。 這種非個人化的權力在極權主義制度中獲得了最徹底的表達。像別洛赫拉德斯基指出的,非個人化的權力及其對人類良心、人類語言的成功征服與一種歐洲之外傳統即有關帝國的「宇宙性」概念聯繫在一起(認同帝國,將其當作世界的唯一中心,而人類不過是其財產)。但是正如極權主義制度清楚表明的,這並非意味著現代非個人化的權力是一件歐洲以外的事情。事實剛好相反:恰恰歐洲和西歐,提供了和強加於這個世界的已經變成這種權力基礎的這樣一些東西:自然科學、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工業革命和類似於這種革命的那種幻想的抽象性,通過將「本來的世界」趕到浴室而代之以對消費、原子彈、一些主義的崇拜。也正是歐洲——民主的西歐,今日正面對著這種矛盾的輸出而感到困惑。對它從前輸出現在又回溯的擴張主義是抵制還是認可,這種當代的兩難處境說明了這一點。由來自歐洲的精神和技術潛能所製造的相似的和更好的火箭正瞄準著歐洲,那麼歐洲是否付出以被迫參與這樣完全不道德遊戲的代價,來表明其要捍衛已失去的價值的決心?抑或歐洲應該退讓,從而顯示出對於地球命運的責任感,並通過這種責任感的神奇力量,來影響這個世界其餘部分?就西歐和極權主義的關係而言,我想,最大的失誤莫過於誤解了到底什麼是極權主義——它是全部現代文明的凸透鏡,是需要對這種文明應當如何理解自己的全球性的一聲尖銳的、也許是最後的呼喚。 如果我們加以忽視,歐洲文明將不會致力於任何實質性的改變。在歐洲自身的理性主義傳統中,它很可能視極權主義制度為一種地域性的試圖建立普遍福利社會的奇特做法,視其為某種邪惡的人擁有的擴張主義的傾向。或者,在同樣的理性主義傳統中,這回是在馬基雅維裡將政治視作權力技術的概念中,人們可能視極權主義制度純粹是來自擴張主義鄰國的一種外部威脅,可以通過適當的示威,便可以將其趕至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內,毋需作其他深思。 持第一種看法的人是能和濃煙滾滾的煙囪和解的人,因為儘管那兒又髒又難聞,但它最終服務於一個美好的目的,是為了生產大量的必需物質。持第二種看法的人是那種認為這不過是一個工藝方面的缺陷,只需在工藝學的範圍便可以消除,如裝上一個過濾器之類的淨化裝置。然而現實情形呢,我相信將不幸地更加嚴重。污染天空的煙囪不僅僅是可以修補的技術上的失誤,或為更加美好的消費主義明天所付出的代價,而是一種文明的象徵,這種文明拋棄了絕對,無視「本來的世界」,蔑視其命令。並且,極權主義所提出的警告遠比西方理性主義願意接受的要嚴重得多。 最重要的,它們是理性主義不可避免的後果的凸透鏡,是理性主義自身深層趨向得到奇特誇張之後的意象,是理性主義自身膨脹的不祥產物。它們是對理性主義自身危機的深刻而富有啟示的反映。極權主義制度並不僅僅是危險的鄰國,也不是某種世界進步的先驅;恰恰相反,它們是這個文明全球性危機的「先驅」,這種危機先是歐洲的,然後是歐美的,最後是全球的。它們是西方世界的未來科學研究一個可能的話題,這並不是說有朝一日這些東西將要侵襲和征服全世界,比這更為深刻人意義在於——它們鮮明地勾勒出的別洛赫拉德斯基「非個人化的末世學」的後果。 這是一種膨脹了的、匿名性的官僚主義的權力的全面統治,不僅是不負責任的並且早已在全部良心之外運行,建立在一種因為與真實相脫節所以能使任何東西合理化的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虛構上面。這種權力作為操縱、壓迫、製造恐懼的全面壟斷而存在,它壟斷性地制定思想道德、個人生活,進而將它們非人性化;這種權力很久以來只是和少數專橫的統治者相關,而毋寧說攫取和吞噬了每一個人,因而將所有的人都結合到其中去,至少通過他的沉默。沒有人真正擁有這種權力,因為這種權力擁有每個人,它是一頭怪獸。不但不受人們的指引,而是拖曳著每個人,沿著其「客觀的」自身勢頭——所謂「客觀」意味著它脫離了全部人類尺度、包括人類理性,因而成為徹底的非理性——奔向一個可怕的、未知的將來。 我想重申:極權主義是對當代文明的一個巨大的提醒。也許某些地方一些身居要位的人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將這種制度從地球表面剷除,然後便萬事大吉。但這無異於一個相貌醜陋的女子通過打碎鏡子來擺脫她的窘境一樣。這樣一種「最終解決」是非個人化的理性最典型的夢想之一,正像「最終解決」這個詞鮮明地提醒我們的那樣,它可能將夢想轉變為現實,也因此把現實轉變為噩夢。它不僅解決不了當今世界的危機,只要最終還有人活著,便只能反過來加深這種危機。它只能給這個已是沉重負擔的文明進一步增添數百萬人的死亡,卻不能阻止走向極權主義的基本趨勢,反而加速了它的步伐。它將是一場代價昂貴的勝利,因為其勝利者來自于這樣一個矛盾:他們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其戰敗的敵手,其程度超出了今天的人們所願意接受和能夠想像的。 這只是一個小例子:想像在國家、民主、進步和軍事紀律的名義下,西方世界要建造一座多麼巨大的古拉格群島,才能將所有的那些拒絕參加這種行動的人拘禁起來,而不管這樣做是出於無心、原則、恐懼還是邪念!沒有一種邪惡可以通過掩蓋它的表面得以消除。我們需要進入原因本身進行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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