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政治與良心

政治與良心

　　我年幼時曾經在鄉村住過一段時間。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年的一種經驗：我沿著穿過田野的小路到附近的學校上學，一路上瞥見出現在遠方地平線上的巨大煙囪，從那裡釋放的滾滾濃煙播散於天空，那十有八九是為生產軍需而倉促建成的工廠。此時，我便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感到有什麼地方十分不對頭，感到人們在污染天空。我不知道當時是否有生態學這樣一種科學，即使有，我對此也毫不知情。但對於「污染天空」這種事情令我本能反感。在我看來，人們這樣做是對某些東西犯罪，他們破壞了某些重要的東西，任意地攪亂自然秩序，這樣的舉動不能不受到懲罰。當然，我的厭惡主要是審美意義上的；當時我並不知道這種有害的的釋放終有一天會破壞森林、滅絕野生動物和危及人們的健康。

　　假如一個中世紀的人外出狩獵，他突然發現地平線上有像大煙囪般的東西。他或許以為這是魔鬼所為，或許會跪下來祈禱，請求上帝保佑他和他的家族平安無事。

　　究竟什麼是中世紀的農夫的世界和小男孩的世界之間共同點呢？我想是一些根本的東西。小男孩和農夫比大多數現代成年人都更為熱切地植根于哲學家們所說的「本來的世界」(the natural world) 或「生活的世界」(lebenswelt)。他們還沒有從其真實的個人經驗中異化出來，這樣一個世界有它的早晨和夜晚，有它的下方(大地)和上方(天空)；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穿行於天空，然後在西邊落山；在那裡這樣一些概念諸如「在家中」與「在他鄉」、善與惡、美與醜、近與遠、責任與權利，仍然有著活生生的和一望即知的含義。小男孩和農夫們仍然植根於這樣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知道區分什麼是為我們熟悉親近，並合情合理地作為關注對象的東西，而另外一些東西在它們之外，因其神秘性而使得我們應該對此謙卑地彎下腰來。我們的「我」從一開始就信任這個世界，視之理所當然；這是我們生動活潑的經驗的世界，一個還沒有變成冷漠的世界，所有我們的愛、恨、尊敬、輕蔑、傳統、利益和使得文化得以產生的未經反省的豐富的含義等，都與之密切相關。這是使得我們的歡樂和痛苦不可取代、不可出讓、不可塗抹的領域，於其中、並通過它和為了它，我們因而得以發問，產生個人的責任感。

　　在這個世界中，諸如正義、誠實、叛逆、友誼、背信、勇氣或同情這樣一些概念，有著和實際的人們及實際生活的重要性相聯繫的全部切實的內容。在這個世界的底部所蘊含的價值，甚至在我們的去談論、關照和探索它們之前，便早已存在並一如既往地存在著。這樣一個世界將它的內在統一性歸因於某種「前思辯」的假設，假設世間萬事萬物之所以得以運行，是因為存在著超出人們視野的地平線之外的東西，存在超出或淩駕於我們的理解和把握之上的東西，同時也正是這個東西，它賦予這個世界以堅實的基礎，帶來了秩序和尺度，並成為世間所有法則的習俗、戒規、禁令、標準的隱秘來源。

　　「本來的世界」，出於其自身的存在，內在地擁有某種絕對的前提——這個絕對安置、界定、激勵和引導萬事萬物的，沒有它便是難以想像的，對此我們也只能默默地加以尊敬，任何試圖摒棄絕對、試圖控制它、用別的東西去取代它，在「本來的世界」這個框架中，都顯得狂妄自大，為這種狂妄自大的人類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像唐璜和浮士德一樣。

　　就我個人而言，污染天空的煙囪並非僅僅是不去顧及「生態因素」的一種令人遺憾的景觀，如果是那樣，人們可以通過加裝合適的過濾器便可糾正過來。對我來說比這更進一步的是，它象徵著一個時代，這個時代試圖越過「本來的世界」的界限及某種規定，將其弄成僅僅私人的興趣，主觀愛好，僅僅是個別人的幻想偏見及異想天開。它象徵著一個紀元，這個紀元將個人陷入失去聯繫的隔絕狀態，包括與神秘的東西及絕對之間的聯繫，取消作為這個世界之尺度的個人經驗到的絕對，而代之以一種新的、人造的、既不神秘也缺少主觀「奇想」的非個人、非人類的東西，它被稱之為客觀的絕對，即對於世界的科學模式的客觀和理性的認同。

　　現代科學，以其所建立的關於世界普遍有效的形象，衝垮了「本來的世界」的種種界限，將這個世界僅僅視為偏見的牢獄，而我們則必定要衝破這個牢籠去追求客觀的經過證實的真理之光，對它來說「本來的世界」無異於我們落後的祖先遺留下來的不幸殘餘，是他們幼稚、不成熟的幻想。用這種眼光來看，它視我們「本來的世界」中甚至是最內在的基石僅僅為虛構而加以抹殺，它殺死了上帝放上一個真空的王位，從此將科學作為唯一合法的監護人和仲裁人，把存在的秩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說到底，只有科學能淩駕於所有個人的主觀真理之上，並代之以一種居於高位的、超主觀、超個人的真理，它完全是客觀和普遍的。

　　儘管現代理性主義和現代科學這樣的東西，像所有人類作品一樣，也在我們的「本來的世界」中發展出來，但現在它們卻系統地背棄了這個本來的世界，否定它，誹謗它——當然，同時仍在開掘它。一個現代人，其「本來的世界」已被科學和技術徹底征服，只是在當嗆人的氣味彌漫於他的房間，才會對煙囪冒煙發出抗議。而即使這樣，他也不會發出形而上的抗議，因為他知道擁有該煙囪的工廠生產著他所需要的東西。作為一個技術時代的人，他可以考慮僅僅在技術的限度之內作些補救，比如說在煙囪上安一個淨化裝置。

　　請勿誤會，我並不是提倡人們取消煙囪，禁止科學或籠統地返回中世紀。何況，絕非偶然的，現代科學某些最深奧的發現表明，客觀性的神話有著極大的爭議性，經過一個奇怪迂回之路，重新將我們帶回到人類主體和他的世界。我無非是希望在最一般和最普通地被接受的輪廓之內，考慮現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和它今日危機的根源。並且儘管反省將首先從政治開始而不是生態方面的，但也許我更寧願以一個生態方面的例子來闡明我的出發點。

　　許多世紀以來，歐洲農業的基本組成是家庭農場。在捷克文中，用來表達它是一個更古老的詞—— 「grunt」，這個詞具有其詞源學上的意義。　它來自德文「Grund」，實際意味著土地或基礎，而在捷克文中，具有了一個特殊的語義學上的色彩。作為「基礎」一詞的口語同義詞，它指出了土地的「根基性」，它的不容置疑的、傳統的和「前思辯」的那種既有的確鑿和可信。當然，家庭農場也是各種各樣的難以平息的社會衝突的根源，即使這樣，我們仍然不可否認：家庭農場適得其所，受到世代農民的檢驗，並為他們的工作成果所體認。同時，在家庭農場所屬的全部事物數量上和種類上都達到了最佳平衡：田野、牧草、邊界、森林、牲口、家畜、水、路等等。許多世紀以來，沒有農民把它當做系統研究的課題，然而，它卻構成了一個通常說來令人滿意的經濟的生態系統，於其中每件事物都和其他事物有著千絲萬縷的有意義的聯繫，以此保證了農場的穩定性和農民收成的穩定。不同於今天的「大型農場」，傳統的家庭農場是生機勃勃和自給自足的。儘管它也受制於常見的自然災害，但這不是它的過錯——惡劣的天氣、牲畜瘟疫、戰爭和其他巨大災難是在農民的力所能及之外。

　　當然，現代化和社會科學擁有改善農業、提高產量、減少勞動強度、消滅最惡劣的社會不平等的上千種途徑，但是，要實現這些，包括現代化，要在一種相當的謙卑引導之下才有可能，得知道尊重自然秩序的神秘性和從中產生的適度性，這種適度內在於個人經驗和責任中的「本來的世界」。現代化不應該由服務於「科學世界觀」的新型農學家或官僚所代表和推行那種非個人的客觀科學，實際上是一種妄自尊大、驕橫、不可一世的粗暴侵犯。

　　然而，這正是發生在我們國家的情況：我們稱之為「集體化」。30年前，它像一陣旋風一樣席捲了捷克斯洛伐克，遍及每一個角落。作為其後果，一方面，是成千上萬的生命在監獄裡遭受蹂躪，他們被奉獻于更加光明的明天所提供的科學烏托邦的祭壇上。另一方面，是社會衝突和勞動強度的減少減輕，農業產量大幅度提高。這還不是我要提及它的原因。我的理由在於，當旋風把家庭農場從地球表面掃蕩殆盡之後的30年，科學家驚訝地發現即使是一個識字不多的農民也早已知道的事情：人類每一次激進地、一勞永逸地和毫不留情地企圖取消曾經謙卑地尊敬的「本來的世界」的界限，取消謹慎的個人知識，都將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們還將會為試圖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嘲弄其神秘性付出代價；同樣也為取消上帝和以上帝自居而付出代價。事實上這些已經發生了。隨著村籬和森林被砍伐，野鳥絕跡，農作物便失去了抵抗害蟲的天然屏障。大量統一管理的農田每天無可避免地流失數百萬立方米的表層土壤，而它們是經歷了數世紀才積聚而成；化肥和農藥已經災難性地污染了所有的蔬菜產品、土地及水。重型機器經年不息地壓在土壤上面，令其空氣不能流通導致貧瘠；巨型乳牛場的母牛因患神經機能症不能產奶，同時農業甚至更多地從工業那裡吮吸機器製造、人工肥料，在一個地區分工專業化時代增加運輸費用等等。簡言之，情況可怕而沒有人知道未來數十年內將會有著怎樣令人震驚的變化。

　　這是一個悖論：在科學技術的年代人們相信自己可能改變生活，因為他們能夠掌握和探索自然的複雜性及其運作規律。但到最後，這些規律顯然悲劇性地揭示了人們的失誤，並使人們受挫。人們認為他們能解釋和征服自然；但結果卻摧毀了它，剝奪了自己繼承自然的權利。「脫離自然」是一種怎樣的前景呢？歸根結底，科學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人類身體不過是數百萬有機微體繁忙的互相工作和影響，它們一道構成了覆蓋於我們地球的那個巨大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生物圈」。

　　這不是科學本身的錯，而是科學時代人們狂妄自大的錯，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導致殘酷後果。人們取消了他們所擁有的所有聯繫的絕對地平線，否定了他生活著的世界中他個人的「前客觀」的經驗，同時把個人經驗和良心放逐到浴室，仿佛那純粹是個人私事。人們視他的責任為一種「主觀幻覺」，而代之以現在已證明是所有的幻覺中最危險的那種：剝奪了所有具體人類生活內容的有關客觀性的杜撰，一種所謂的對於宇宙的理性的理解，一種假設的「歷史必然性」的抽象圖式。所有這些幻想的極致是，人們可以構想一個可以精確地計算出來並在技術上可以實現的「普遍的福利社會」，僅僅需要試驗機構和工業及官僚主義的工廠便可以將其轉變為現實。數以百萬的人們被奉獻於這個幻覺之前，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除非他偶然置身於這個鐵欄之外，並被猛然扔回他的「本來的世界」。歸根結底，這種想像中的移情現象，應該歸結於被取消的個人所產生的偏見，這樣的個人不得不從屬科學、客觀性、歷史必然性、技術、制度和政黨組織，以及所有這些非個人的東西，它們當然不會出錯。它們是抽象的、無人身的、功利主義的，因而甚至是天生「無辜」的。

　　至於未來，如果說永恆的前景還沒有徹底被驅逐到童話世界，但卻被鎖進浴室，那麼，還有誰作為個人去關心它，甚至為它擔憂？如果一個當代的科學家慮及兩百年後將要發生的情況時，基本上是以一個冷漠的旁觀者，他不可能去關心當下他所研究的有關跳蚤的問題新陳代謝、脈衝的放射信號或地球的天然氣儲存將來會怎樣。而一個現代政治家呢？他絕對沒有理由要關心這些，尤其是這會影響到他在競爭中的機會，只要他生活在一個有競選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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