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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道德和教養(2)


  有人說我是一個天真的夢想家,總是試圖在將兩種不可能結合的東西結合到一起:政治和道德。我聽了很多這樣的話,我一生中都在聽這種東西。80年代,一位居住在加利福尼亞的捷克哲學家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來批評《七七憲章》中的「反政治的政治」,尤其是我的文章中對這一條的解釋。困陷在他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謬見中,他相信作為一個學者,他已科學地解釋了整個世界歷史。他視其為一部暴力革命和惡勢力鬥爭的歷史。而如果不靠武力,不靠對權力的欲望及政治陰謀,憑藉真理的力量、真實的力量、自由精神、良心、責任感的力量來改變歷史的狀況,便大大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範圍。當然,如果有人將正派僅僅理解為生產力的「上層建築」,他將永遠不能以正派的意義來理解政治。

  因為他的教條告訴他,資產階級絕不會自動交出他們的主導地位,因此必須以武裝革命為來把他們扔進歷史的垃圾箱中。這位哲學家假定同樣沒有其他途徑可以除去我們的前政府。但結果證明是可能的。尤其是事實證明這是唯一有意義的途徑,因為我們知道,暴力孕育更多暴力。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革命墮落為吞食自己子女的獨裁統治,造就了一批醞釀新的暴力的革命家,而不知道他們是在自掘墳墓,促使社會回到致命的「革命——反革命」走馬燈式的循環。

  我們從前的政權是被生命、被思想、被人類的尊嚴推翻的。我們最近的歷史已經證實那位加州的捷克教授錯了。同樣地,那些仍然宣稱政治主要是操縱輿論、道德在其中無法容身的人真正是大錯特錯了。政治陰謀不是真正的政治,儘管在一段時間內也許在表面上說得過去,但不可能帶來最終成功的希望。通過陰謀,一個人也許能變成總理,但這也就是他成功的頂峰了,因為他不大可能以陰謀改進社會。

  我很高興自己遠離同他人的政治陰謀,我將不與這些人競爭,當然也不去使用他們的武器。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這個名稱、也是我願意致力的唯一的政治——就是為你周圍的人們服務,為社會服務,為未來的人們服務。根植於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為它是一種責任,對全體人民和為了全體人民通過行動來體現的責任,這是一個可稱之為「更高的」責任的東西,它擁有一個形而上學的出發點:它產生於意識或無意識之中的一個信念,即我們的死亡並不意味著結束,因為每一件事情都在別的某處被永遠地記錄了下來,永遠地給予評價, 這是 「高於我們」(aboveus)的某處,我將之稱為「神的記憶」——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奧秘秩序中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信徒們將之稱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其裁判。

  說到底, 真正的良心和責任感, 只有被解釋為一種沉默的假設,假設上面(fromabove)有人在觀看我們,每一件事情都不會遺漏,沒有東西被遺忘,因此塵世歲月並不能抹去人間失敗招致的尖銳痛苦:我們的靈魂知道並非只有自己意識到這些失敗。

  作為總統,我所做的,難道不是仍然保持對這種政治理念的信仰,並且至少部分地將它實現(歸根結底,沒有後者,前者不是可想像的。不去將部分我的理想付諸實踐只能有兩個結果:或者我被從總統府掃地出門,或者我變成一個心懷叵測的傢伙,面對漫不經心的聽眾胡吹海誇——這不只是有損體面,也是更為不誠實,因為這意味著另外一種辭職的形式,對於我自己和我的理念的背叛)。

  像在別的每件事情中那樣,我必須從我自己開始做起:即在任何情況下,爭取做到正派、正直、寬容和理解,同時力爭反對腐敗和欺騙。換句話說,我必須盡最大可能和我的良心保持一致。實際上,我經常聽到一些忠告,說我應該更加「策略」一些,不要對每件事馬上表態,要學會巧妙地掩飾自己,不要害怕去乞求某人,哪怕這違反我的內心,以及要和反對我的人保持距離。在為鞏固我自身的利益中,我多次被勸告要認同某人追逐權力的野心,要去討好某人因為這會使他高興,或者不顧事實地去排斥某人,因為別人不喜歡他。

  我還聽到另外一種勸告,我必須變得更強硬、更果斷、更權威一些。出於良好的動機,我不必害怕偶然地拍桌子,對人大喊大叫,以及激起別人稍微的恐懼和顫慄。但是,如果我想保持對我自己和對於我的政治概念的忠誠,我必須去聽這樣一些忠告:不僅是出於對我個人精神健康的考慮(它可能完全被看作一個私人的、自私的考慮),更主要的是根據我最關心的對象考慮: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坦率不可能通過不坦率而建立起來,真實不可能通過謊言而建立起來,或者民主的精神不可能通過權威命令而建立起來。當然,我並不能肯定坦直、真實和民主的精神是否取得成功,但我知道怎樣不會取得成功,即採取和預料的結果相抵觸的途徑。正如我們從歷史中知道的那樣,這是將我們從一開始就尋求的結局排除在外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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