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政治、道德和教養

政治、道德和教養(1)

　　這些日子以來，我們周圍存在著某些聽上去是荒謬的和充滿幻想的說法，其中有件事與我有關，即我有責任再三去強調所有真正的政治的道德根源，重申道德價值和標準在所有社會生活領域中的意義，包括經濟活動，並且去闡明如果我們不在自身之內嘗試去做、去發現或重新發現並培育我稱之為「更高的責任」，我們國家的事情真的會變得很糟。

　　當自由回到一個道德混亂的社會，產生了一些必然會產生的東西。其中某些是我們預料的，但另外一些比任何人所能預料的遠為嚴重：各種令人難以想像的人類惡習巨大地、令人眩目地總爆發了。許多成問題的，至少是在道德上含混不清的人類積習，多年來暗中受到鼓勵，同時也在壓力之下微妙地服務於極權主義制度的日常運作，忽然從它們所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得到隨心所欲的發揮。獨裁政權曾給這些惡習建立了某種秩序——如果這樣表達是正確的話(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使它們合法化)，現在這個秩序崩潰了，但是去限制這些惡習並自願向全體社會負責的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當然也不可能這麼快地建立起來，這樣一個秩序需要若干年的發展和培養。

　　於是，我們便目睹了一個怪現象：確實，社會解放了自己，但某些方面比原來在枷鎖之下表現得更糟。犯罪在驟增；當歷史翻轉時，人們所熟悉的那些污水，總是從集體心理的隱蔽領域中滋生，眼下已經侵蝕到大眾傳媒，尤其是在低級趣味的報紙中。然而，還有其他更嚴重、更危險的症狀：民族之間的仇恨、猜疑、種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的跡象；純粹為了某種利益進行的拉選票、毫無節制的和輕率的鬥爭，十足的野心，各種想得出來的狂熱，新的、前所未有而五花八門的劫掠，不同的秘密犯罪組織的出現，以及普遍的缺乏容忍、理解、趣味、節制和理性。還有，不只是一種意識形態有了新的吸引力，好像馬克思主義留下了一個巨大的、令人不安的空白，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地將其填補起來。

　　只要環顧我們的政治場景便已足夠(其中缺乏教養僅僅是更為廣泛的教養危機的一個反映)。離1992年6月的選舉只差幾個月了，幾乎所有的政治活動，包括議會中極為重要的立法辯論，都在競選之前的陰影下發生，一些人肆無忌憚地追求權力，為博得迷惑的選民的好感而提出許多五顏六色、漂亮但毫無意義的東西。政治對手們之間互相指責、恐嚇和誹謗無邊無際。一個政客僅僅因為對方屬不同的黨派就去暗中瓦解他的工作。黨派考慮顯然比實事求是地找到理性和切實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更為重要。報紙上的分析文章已被張揚醜聞所取代。出於好意支持政府簡直是可恥；出於惡意踢他一腳反而值得稱讚。嘲笑那些宣稱支持另一黨派的政治家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找藉口指責別人從事陰謀、沒有能力、有不光彩的過去或存有不良企圖。

　　蠱惑人心的活動盛行，甚至是一個人嚮往自主權這樣自然的要求，也被納入權力的遊戲，並向公眾說謊的競爭比賽。許多所謂的「中央管理幹部」的會員們直到最近，還在假裝關心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卻幾乎在一夜之間摘下了他們的面具，公然變為投機者和竊賊。許多曾經令人畏懼的共產主義者現在變成了肆無忌憚的資本家，公然無恥地當面嘲笑那些他們一度答應要維護其利益工人們。公民們越來越厭惡所有這一切。可以理解，他們的厭惡針對他們自己選出的民主政府，一些道德上可疑的人利用這個局面，為討好公眾，拋出諸如將整個政府扔到伏爾塔河的主意。

　　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在我們的社會中，仍然有著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只是它們處於某種鬆散的、受壓制的、混淆的、破碎和困惑的狀態，仿佛不知道它們依靠什麼，從何處開始，在何處或怎樣發現有意義的出口。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家有責任去喚醒這種沉睡的潛力，給它提供方向，打開通道，鼓勵它和為它提供空間，或賦予其希望。人們說什麼樣的民族擁有什麼樣的政治家。在某些意義上，這是正確的；政治家的確是他們社會的一面鏡子，它的潛力的一種具體表現。非常矛盾的是，這句話反過來也同樣成立，即社會是其政治家的一面鏡子。一般來說，是由政治家來選擇釋放哪些社會力量和抑制什麼，由他們來選擇依靠每個公民的善還是他們的惡。(我們的)前政權有系統地動員了人類最壞的品質，例如自私、嫉妒和仇恨。這樣的政權和我們應得的東西相去太遠了，這也正是我們面臨新的狀況所提出的責任。因此，那些身處政治中的人們對於社會道德狀況擔負著更高的責任，他們有責任發掘社會中最好的東西，發展和加強它們。

　　順便地說，甚至那些以其短見和怨恨經常令我生氣的政治人物，其中大多數並非就是惡毒的。更毋寧說，他們缺乏經驗，容易受一時一地機遇的影響，受潛在傾向和流行習慣的擺佈，他們並非自覺地捲入了壞的政治漩渦，發現自己已不可能擺脫，因為他們害怕自己將承擔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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