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回憶弗朗蒂塞克·克瑞傑

回憶弗朗蒂塞克·克瑞傑

　　注：弗朗蒂塞克·克瑞傑，醫生，1968年杜布切克的主席團中唯一拒絕在莫斯科協議書上簽字的人。1979年去世。

　　我花了一整天時間與弗朗蒂塞克·克瑞傑相伴，仔細篩選所有關於他的資料，閱讀他的個人筆記，他的講話和他的書信，與此同時，我一直在重新體驗我們的單獨會面，沉思這個人。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一個奇怪的問題鑽入我的思想：這個人難道不是一個悲劇人物，是我們當代歷史的一個悲劇角色嗎？

　　如今，我們好像是被賦予了雙重的生活方式。像過去一樣，我們是生活在一個熟悉的、日常世界中真實的人。然而同時，我們又是這樣一個世界的組成材料，我將其描述為意識形態的和政治的胡言亂語的世界(對有些人來說，這太厲害了)。在這個世界上，每件事都在「人人」和「為人人」的名義下去做，這個「人人」是「首要的原則」和「最重要的目標」，是唯一真正關心的。因此好像我們以兩種分離的姿態在生活：作為一個具體的人類成員生活在這個星球上，和作為某種理論和報告的抽象般的東西而活著。然而，當人們越是誇張這種「我們」的利益，——不管是出於真正的著迷，還是虛偽、例行公事或麻木不仁，我們作為真實的人便越加受害彌深。

　　弗朗蒂塞克·克瑞傑是堅定地站在真實的人們一邊的人。他熟悉個別的人們並終日為他們服務——作為醫生在醫院裡和戰場上，作為日常生活中的鄰居或作為一個政治家，他念念不忘他們，如果需要的話，他根據他們的道德標準行事，從而拒絕讓自己被政治所異化(這就是他何以在1968年8月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中為自己贏得了聲譽)。

　　這是肯定的，他為人們做了無數的事情，如此之多沒有人完全知道，因為他不願同人談起它們。這也是肯定的，他還有那些沒有去做的事。例如，他從來沒有成為一個職業政治家——儘管有壓力讓他這麼做，他有意識地拒絕接受在他的位置上可以得到的特權。他不希望自己和真實世界中的人們隔絕開來，他從來沒有將這個世界中的人們和抽象的人混淆起來，後者是如此容易乞靈於那些對真實的人們的興趣永遠不超出對他們自身興趣的人。

　　克瑞傑是一個不擺架子、有膽識和寬宏大量的人，他深深根植於這樣一個世界，於其中善惡與否、正派和卑鄙與否、忠誠與背叛與否的意識還沒有被意識形態的花招、實用主義政治的算計或馬基雅維裡的學說所敗壞，馬氏的學者總是有說服力地顯示為了更高的利益而不擇手段。決定克瑞傑的生活道路的——作為一個公民、醫生或政治家——是對於真實的人們含蓄的愛，和對於自身人類良知的忠誠。

　　我相信他這種對待生活的基本態度不可能僅僅被解釋為心理學意義上的性格。它必定來源於一個更深刻的考慮 (儘管是無意識的，對此，一個唯物主義者是不承認的) ，即對於隱藏在現象世界的表面之下的秩序的沉思，和對於轉瞬即逝的東西一種持久性的解釋。我涉及到的是超越所有個人「頭腦」的東西，換句話來說，是真正的人類責任感唯一的理性根據和解釋：這種責任感不需要現象世界任何人的認可。這麼一個1968年8月為我們民族整體挺身而出的唯一的政治家，後來在大街上對一名犧牲在外國入侵者手下的受害人表示讚美——他相信沒有人看見，這不是偶然的。

　　我提到的每件事使他成為一個偉大的人類成員，但並不必然是一個悲劇人物。我將試圖解釋為什麼我感到在克瑞傑的偉大之中，存在著悲劇的一面。

　　顯然將一個人的生活轉變為幫助具體的人們的善舉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有這樣的情況，對另外一些人來說，他們也有著敏銳的頭腦和不可能被愚弄的良知，卻把幫助別人的努力當做逃避和自我欺騙的手段。僅僅去扶助個人的不幸很可能成為不去承擔更深入和更重要的責任的藉口，以此不去尋找他們生活的根基和理解更廣泛的複雜性。

　　當一個人有受窮的經驗，有受不公平的待遇及民族仇恨的經驗，而又作為一個試圖去尋找在個人關心之外的更普遍的原因的受過教育的人，克瑞傑在他早年生活中便意識到他不可能僅僅作為一個好鄰居、好醫生而面對人類苦難，如果他對自己的良心忠直，他便不得不試圖去理解苦難的社會背景和發現解決它的社會途徑。換句話說，他不得不進入政治。

　　當他到了成年，他發現自己正在面對一個迷人的前景：有一個政治運動既提供了關於這個世界中的矛盾的貫穿的一致的解釋，也提供了解決它們的完整綱領。更進一步，被大聲說出的這個綱領的「科學」基礎，它要求現代理性精神，而同時，又自相矛盾地提供一種人們自古以來總是需要和尋找的信仰的變種 (對持有這種觀念的人來說它是可以接受的)。

　　弗朗蒂塞克·克瑞傑傑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並且這貫穿了他的一生。作為一名共產主義者，他在西班牙和中國與法西斯作鬥爭；作為一名共產主義者，他活躍於戰後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之中，並參加了1948年2月共產黨的權力接管；作為一名共產主義者，他在本國和古巴組織了公眾健康服務；作為一名共產主義者，他作為國會議員而工作，爾後成了共產黨的上層官員。

　　克瑞傑這種性格的人，如此深深依戀真實的世界和偏愛其中真實的人們，對日常世界真實的生活著的人們，其前意識形態的道德標準有深刻的領會，怎麼可能忍受意識形態的信仰及其政治手段和要求？怎麼可能忍受將想像的世界提升為超出通常的人類情感和感受之上的更高利益和普遍觀念(其成功部分是因為這個秘密)，然後迅速地加以操縱？這樣一個人怎麼可能接受一旦需要的話，這種運動可以無視這種通常的情感和感受，將其當作十足的迷信和自我欺騙？對於真實的人們畢生的重視怎麼可能與一種建立在關於人的抽象觀念上的意識形態共存？在弗朗蒂塞克·克瑞傑這裡沒有機會主義、馬基雅維裡或玩世不恭的實用主義。我不能想像在他的良心和意識形態及黨的要求之間他會作出哪怕是一個冷血的、自私自利的妥協。如果他能那樣做，他將既不是一個偉大的、也不是一個悲劇性人物，而僅僅是一個可憐可鄙和平庸的人。

　　導致他命運的悲劇方面的東西，不僅在於他真正的良知、可靠和忠誠，也在於他的信仰。這就是說，所有他不得不在兩種互相衝突的力量之間作出的妥協，總是內在的、真誠的和發自內心的——如果可能的話。其中部分無疑是對我們國家有益的，至少相對來說：五十年代他勇敢的立場、六十年代他改革的努力、1968年他的英雄主義、他始終反對胡薩克的極權制度和贊同《七七憲章》，另一方面，許多他的妥協無疑是有危害性和遺憾的，如在哥德瓦爾特領導下的厲行壟斷中所扮的角色。但是，不管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使得克瑞傑成為一個悲劇的角色，準確地說是這樣的事實，即所有這些妥協不是源自陰險的自身謀利益，而是在所有問題的處理上都是真誠的和始終對自己是真實的。

　　讓我們設身處地地想一想。這兒有一個正直高尚的人，他永遠不能忍受不公平和非正義，但是他也是一個共產黨員，因此必須忠實於一個對如此眾多的不公平和非正義負有責任的一個黨。他怎樣堅持他的信仰並阻止罪惡？這是一個意欲在此時此地以具體的方式幫助人們的人，而同時，卻要與一種意識形態保持一致，這種意識形態能夠通過指出明天的某個地方存在著一個光輝燦爛的烏托邦為任何時時刻刻的罪行辯護。

　　這是一個相信所有人在心靈上和靈魂上都平等的人，但卻是聲稱其成員高於所有其他人的一個党的成員。做這麼一個人是很不容易的，不管在他的良心上還是在黨內。實際上，和其他忠誠的黨員一樣，他發現這是一個始終不斷的困難。在西班牙，黨貶斥他的無畏鬥爭，在50年代，他受到迫害，1969年他被開除，並冷酷無情地把他推到死亡的邊緣，最終能夠顯示其全部沒有道德的，是沒有為他安排一個尊貴的葬禮。

　　但是，儘管有這每一件事，他從來沒有放棄他的社會主義信念。他面對在他的信念和自己的人類天性之間悲劇性的裂隙，是通過多年來堅持不懈地賦予共產主義制度以人性，令其可能最終與民主社會主義的概念相符合。但是，甚至是這種妥協也保留其悲劇性的矛盾：說到底，真正的民主怎麼可能和只有一種意識形態的領導作用及權力始終掌握在一個政黨手中的原則相調和？或者相反，在真正的權力民主競爭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擔保經濟一勞永逸地以一種唯一的、事先規定的方式來組織？

　　當我閱讀克瑞傑多年以前在國民議會上的發言時，我感到自己被一種悲哀所壓倒，它們包含了多少善良的意願——所有這些都無可救藥地包裹在一種政治偏見之中，充滿著當時的流行術語，和令人難以置信地建立在相信能夠進行某種制度方面的改革，而這些東西其內在的目標是排除這種改良的可能性。

　　所有這些廣泛的探索，並非引入注目的活動，包含這樣的危機並從未具體地實現的東西，都不可能是機會主義和個人野心的行為。

　　多年以來，弗朗蒂塞克從內心真正地相信，將更為人性的東西注入一種非人性的制度是完全可能的。當然最終，嚴峻的歷史教訓和無數深深的失望有力地轉變和弄窄了他的政治信念釋放的範圍。逐漸地，他不得不放棄他的信仰中許多陳腐的教條和意識到他原以為極神聖的東西中陰暗的方面。借助他的正義感和靈魂的正直，他一度追尋的那種意識形態體系其粗野和令人反感的性質逐漸地對他顯露出來。

　　這是怎樣一個悲劇性的過程！一個人曾經以如此熱情堅持了這樣長的時間並付出這樣多的犧牲，卻必須與之斷交，這是多麼殘酷的事情！據我所知，克瑞傑從來沒有表露過他的煩惱、失望、疑慮和絕望。他將痛苦咽在肚裡，像一個男人。在他的同伴中，他總是激勵的來源，並且從來不要求任何安慰以作為回報。他對此足以自豪。這也許使得他內心所發生的更加難以忍受。

　　當然，他從來沒有完全放棄他的信仰：他將全部生命都獻身於社會主義，至死都相信它。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在實踐中社會主義的概念變成什麼樣，至少在它的列寧主義變種中，它無可避免地變成了什麼東西：通過國家作為所有勞動人民的雇主和剝削者所實行的全面統治，對生活所有方面的中心控制，和最拙劣的資本家所能想到的那些。一種從起初就宣稱它將逐漸廢除國家的意識形態，結果是造成了自古以來最強有力的國家：極權主義國家。「被解放了的」勞動人民最終只能是對其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享有權力的同伴投去嫉妒的一瞥。

　　這個意識到他的信仰的全部內容的人，在他使命的晚年，哪種社會主義適合於他？在所有這些慘痛的經驗之後，這個詞能對他產生什麼想像？一種由絕大多數人經濟自主的統一體？由其雇員所擁有的企業？經濟上的自治？市場調節？合作的和小範圍的私人企業？他肯定意識到如果沒有不受到限制的政治上多元化，要想實現經濟上真正的多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他的眼中，這樣一個概念怎樣與社會主義一致起來？說到底，就共產主義所關心的而言，「社會主義」僅僅是服務於權力壟斷的一個符號 (對他來說，任何威脅過去是，現在也仍然被說成「借助反社會主義勢力摧毀社會主義」) 。他是否贊同其他的概念如社會主義民主，而放棄傳統的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概念。

　　我不知道，我只是盼望能就所有這些問題和他進行一次坦率深入的談話。甚至我在魯茲納監獄(某日天亮不久他們叫醒我把我帶到我父親的葬禮上)我仍然打算，一旦我出去，我就要邀請他和他的妻子諾娃，進行一次長時間的討論。但這沒有實現：在我們上訴審理的一個間隙，我的被告同伴奧特卡·別德納諾娃低聲告訴我，他已在最近去世。

　　現在我所能知道的全部只能是推測。我有這種感覺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裡，弗朗蒂塞克·克瑞傑像我和那些因為語義上的含混早已放棄「社會主義」這個概念的許多人一樣，具有組織起社會最好途徑的那種概念。

　　儘管他從前沒有放棄過這個詞。為什麼？我感到驚訝。在他生命的終點，難道又重新回到他的起點——作為一種理想的社會主義——然而是以某種方式重新設想過的？或者「社會主義」這個詞，像其他的詞如「同志」一樣，是富有魔力的象徵，是他發現不能與之分離的一種東西？他依戀它是作為他生活中道德上貫穿一致的一種象徵？如此說來，或許是他先前的理想和激情，他早年的鬥爭，他歷史的證明的一個紀念品？它是他用來和西方他的歐州共產主義者朋友之間的一個聯結，這些幸運的無辜者沒有這種經驗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對建設社會主義感到失望，但是對他們來說這仍然是有關未來的一個溫馨芬芳的詞？或者對他來說恰恰正好是一個更好的世界的名稱？我感到在克瑞傑的個性、成就和命運中存在悲劇矛盾不只是他個人獨有的、甚至不僅僅是共產主義者才有的。它們濃縮和象徵著許多更深的矛盾，也許是現代社會基本的矛盾。

　　我將借助指出這樣一些問題間接地涉及到它們。在今天這個複雜的世界上，受其自身良知或日常世界的基本道德概念指引的人，有可能在政治中扮演一個活躍的角色嗎？還是他們總是必須，哪怕是在心中的一部分，也要從屬那個意識形態的、教條主義的、政治宗教的世界？也要同樣接受各種教條和胡言亂語？對他們來說，相信生活、相信善、相信自身的理性便已足夠？還是也必須相信某些不再是純粹和單純的東西，諸如他們自己的政黨？在這樣一個局部利益的、非理性激情的、「政治上的現實」、追逐權力的意識形態以及盲目反抗的——簡言之——現代文明的喧囂的世界上，那些內心純粹的人們，有獨立精神的人們能否達到權力的頂峰？在這些領域中這樣的人能成功嗎？還是他們別無選擇，只有捲入——不管是出於現實的妥協，還是理想主義的信仰——某種東西，某種他們發現更能接受的東西，某種暫時看來符合他們的良心而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可能轉而反對他們的東西？

　　今天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人完全知道在這個國家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政治家——甚至是共產主義的政治家——他們是正直的、忠誠的和不屈不撓的人們，儘管其命運經常是悲劇性的。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很難想像這種事情，因為他們所知道的國家領導人是缺乏面孔的官僚主義者，說著僵屍般的語言，他們坐在開得飛快的轎車裡駛過大街，或者偶爾在電視裡念那種絕少承擔真實生活的冗長乏味的陳詞濫調。值得為弗朗蒂塞克·克瑞傑寫一本真實、令人信服的書，不僅是對現在的年輕人有好處，也不僅是保留一個傑出人物的記憶，也是為了讓年輕一代對於他們所生活的這個複雜的世界有更好的瞭解，對他們的前輩為什麼這麼做有更好的瞭解，知道更多關於他們的問題、理想、想像、成就和失敗。這或許也能幫助他們意識到，並且最終，可以使他們意識到政治和政治家並不必然是嘲笑的對象，也可以是令人尊敬的對象。

　　　　　　　　　　　　　　　　　　　　　　　1988年1月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