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皮鼓(50)_君特·格拉斯

五〇

　　我一陣頭暈。我抓住拉古娜的蒼老的手。地中海拍打著我的海岸，橄欖樹向我低聲耳語：「羅絲維塔會像您的媽媽一樣，羅絲維塔會理解的。她，偉大的夢遊女，看得透任何人的心思，瞭解任何人的內心，唯獨不瞭解她自己，媽媽呀，唯獨不瞭解她自己。天哪！」

　　奇怪的是，拉古娜剛開始用夢遊女的目光像照X光似的透視我，就突然膽怯地縮回了被我捏住的手。難道我這顆十四歲少年的饑渴的心嚇著了她嗎？難道她已經明白，不論羅絲維塔是少女還是老太婆，對於我來說，無非是羅絲維塔罷了？她用那不勒斯話低聲說著，顫抖著，一次又一次地畫十字，似乎她在我身上所觀察到的使她產生了無窮的恐懼，隨後，一聲不吭地把臉藏到扇子後面去了。我不知所措，極想聽個究竟，便請貝布拉先生講一講。

　　可是，貝布拉儘管是歐仁親王的直系，卻也驚慌失措，說起話來結結巴巴，我好不容易才聽懂了他講的話：「您的天才，年輕的朋友，是天賜神授的，但也肯定有魔鬼授予的成份。這使我的善良的羅絲維塔困惑不解，而我也不得不承認，您身上有一種突然發作的無節制的因素，這是我感到陌生的，雖說並非完全不能理解。不過，」口布拉打起精神說下去，「不論您有怎樣的性格，那都無所謂。您加入到我們中間來吧，參加貝布拉的魔術團吧！只要自己多少約束一點，縱使在今天的政治條件下，您還是能找到觀眾的。」

　　我當即明白了。曾經勸過我要永遠在臺上不要站在台前的貝布拉，自己也混到陸軍裡去了，儘管他繼續在馬戲團裡登臺表演。因此，當我客氣地表示遺憾，並拒絕了他的提議時，他絲毫也不覺得失望。我能聽到羅絲維塔太太在扇子後面的呼吸聲，看到她又朝我露出了那雙地中海眼睛。

　　我們還聊了一小時光景。我讓侍者拿來一個空水杯，用歌聲在玻璃上刻了一顆心，上面加了漩渦形花飾，下面是一行題詞——「奧斯卡為羅絲維塔而作」，並把杯子送給她，讓她高興一下。貝布拉付了賬，留下不少小費，我們起身離去。

　　他們兩人一直陪我到體育館。我用鼓棒指著五月廣場另一頭光禿禿的演講台，並且——現在我記起來了，那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①——把我在演講台下那段鼓手生涯敘述給我的師傅貝布拉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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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38年3月，在希特勒的威脅下，奧地利與德國合併。↓

　　貝布拉尷尬地微笑著，拉古娜則板著面孔。趁這位太太離我們有幾步遠的時候，貝布拉同我低聲話別：「我不行啦，親愛的朋友，我怎能再當您的老師呢？哦，這種肮髒政治！」

　　隨後，他像幾年前在馬戲團活動房子中間與我相遇時那樣吻了我的前額，羅絲維塔太太向我伸出了瓷器般的手，我做作地躬身吻了這個夢遊女的手指——一個十四歲的男孩子這樣做，似乎顯得太老練了。

　　「我們會再次見面的，我的兒子！」貝布拉先生揮手說，「不論時局怎樣，像我們這樣的人是不會失去聯繫的。」

　　「要原諒您的父親們！」這位太太告誡我說，「要習慣您自己的生活，這樣心靈就得到安寧，撒旦就不能得逞！」

　　我覺得，仿佛這位太太給我施了第二次洗禮，不過照樣徒勞。撒旦，滾開——但是撒旦不走。我心中空虛，悲傷地望著他們兩個的背影。當他們登上一輛出租車，完全消失在裡面時，我還在揮手；福特牌汽車是為大人們造的，所以，馬達一響，汽車開走時，車裡不見乘客，卻像是開出去尋找主顧似的。

　　我想法說服馬策拉特去看王冠馬戲團的表演，但是他不為所動。我可憐的媽媽死後，他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其實他從來也沒有完全支配過她。那麼，有誰完全支配了我媽媽呢？揚·布朗斯基也算不上。如果有那麼一個人的話，那就是我，因為媽媽去世後，最受苦的是奧斯卡，日常生活被打亂了姑且不說，連活下去都成問題了。媽媽扔下我不管了。對於我的父親們也沒有什麼可指望的。貝布拉師傅已經把宣傳部長戈培爾當成了他的師傅。格蕾欣·舍夫勒一心一意幹她的冬賑①工作。

　　據說是為了不讓一個人挨餓，不讓一個人受凍。我堅持敲鼓，在原來是白漆的、現在敲薄了的鐵皮上，擂出我的孤獨來。晚上，馬策拉特同我面對面坐著。他看他的烹調書，我則用鼓哀訴。有時，馬策拉特哭了，用烹調書擋住臉。揚·布朗斯基成了稀客。鑒於政治局勢，這兩個男人都認為小心為妙，誰也摸不准風向。玩施卡特牌——如今在他們兩人之外，另加了一個男的，而且經常換人——次數也越來越少，即使玩的話，也很晚才開始，在我家起居室的吊燈下，並且避而不談政治。我的外祖母安娜，看來連從比紹到拉貝斯路我家裡的路該怎麼走都忘了。她怨恨馬策拉特，也許還怨恨我，我可聽她說過：「我的阿格內斯是因為受不了鼓聲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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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冬賑，納粹的一項慈善事業，名曰「向饑餓和寒冷開戰」。德國人都得被迫為「冬賑」捐款捐物。↓

　　儘管我可憐的媽媽的死，我可能要負一份責任，然而我卻更加死抱住受誹謗的鼓不放。媽媽會死的，鼓卻不會死，鼓可以買新的，也可以讓老海蘭德或者鐘錶匠勞布沙德修理。鼓理解我，始終給我正確的答覆，鼓和我相依為命。

　　我覺得對於一個十四歲的少年來說，房間的天地未免過於狹小，街道則不是太短便是太長，白天沒有機會去當櫥窗前的誘惑者，而晚上又不是有什麼緊急的情況非要我到黑魆魆的門洞裡去扮演十拿九穩的誘惑者角色不可，這時，我便跺著腳走上四道樓梯，踩出節拍來，一邊數著這一百十六級樓梯，每到一層停留片刻，聞一間各層住家門縫裡透出來的氣味，因為氣味也同我一樣，覺得這兩間一套的住房太狹窄了。

　　起初，我有時還能僥倖碰上小號手邁恩。他爛醉如泥，躺在掛著晾乾的床單中間未被水滴濕的地板上，以罕有的音樂感吹著小號，使我的鼓獲得快感。一九三八年五月，他戒掉了杜松子酒，逢人便說：「我現在開始新生活啦！」他當上了衝鋒隊騎兵隊樂隊隊員。我看到他腳登皮靴，穿著臀部包著皮子的馬褲，上樓時一步跨五級。那四隻貓——其中一隻叫俾斯麥——他還養著，因為可以預料，有的時候杜松子酒還會占上風，並使他樂興大作。

　　我很少敲鐘表匠勞布沙德的房門。他是一個生活在一百隻壞鐘中間的沉默的人。這樣過分地耗費時光的情況，我每月至少能目睹一回。

　　老海蘭德的小作坊始終還是在公寓的院子裡。他始終還是幹敲直彎釘子的活。同過去一樣，院子裡有兔子和兔子的子子孫孫。但是，院子裡的孩子卻換了人。他們都系黑領帶，穿制服，不再煮磚頭粉渾湯。那些正在長個兒並超過我的孩子，我一個也叫不出名字來。這是另一代人，而我那一代孩子已經從學校畢業，都在當學徒了。努希·艾克成了理髮師，阿克塞爾·米施克想在席哈烏當焊接工。蘇西·卡特在施特恩費爾德百貨公司當見習售貨員，已經有了男朋友，關係相當確定了。變化真大啊！不過三四年間的事。拍打地毯用的舊架子始終還屹立在院子裡，住房須知的規定也未變：星期四、五拍打地毯，但是每逢這兩天，拍打聲不多了，拍得羞羞答答，不敢讓人聽見似的，因為自從希特勒掌權以來，越來越多的人家使用吸塵器；拍地毯架子日漸被人冷落，只為麻雀服務了。

　　因此，我總是孤單單一人待在樓梯間和屋頂室。我在房頂的波浪形瓦下讀我保存的讀物。當我需要有人做伴時，便到三樓去敲左邊第一個房門。特魯欽斯基大娘總會開門的。在布倫陶公墓，是她攙著我的手，領我到可憐的媽媽墓旁去的。自那以後，每當奧斯卡用鼓棒敲她家房門時，她總會開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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