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皮鼓(13)_君特·格拉斯

一三

　　我們身上總帶著在上一回看電影那天拍攝的照片。因此，我們就有可能進行比較；而只要有機會進行比較，我們也就可以再要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啤酒，這樣一來，興頭就上來了，或者像萊茵蘭人所說的，有了情緒。

　　然而，萬萬不可斷言，一個悲傷的人有可能借助他本人的一張護照照片使他自己的悲傷變得不具體；因為真正的悲傷本身就是不具體的，至少我的悲傷和克勒普的悲傷就是追溯不出任何緣由的，並且恰恰由於我們的悲傷不具體到了近乎隨意的地步，才證明它具有一種不需要任何緣由來引發的強烈程度。如果存在著某種可以接近我們的悲傷的途徑，那麼，唯有通過照片，因為在一次連拍六張的快照上，我們所看到的自己雖然並不清晰，但重要的是，我們所看到的自己是被動的、被中立化了的。我們兩個人可以隨心所欲地同自己打交道，一邊喝啤酒，大嚼血腸，增加情緒和做遊戲。我們把照片折疊起來，用剪刀剪成碎片；為了這種用途，我們身上總帶著剪刀。

　　我們把剪碎的老的和新的照片碎片拼湊起來，使我們變成獨眼龍或三隻眼，把鼻子放在耳朵的位置上，把右耳朵放在嘴巴的部位，讓它說話或沉默，還把下巴換成額頭。我們不僅用各自的頭像作這種剪輯，克勒普還把我的某些部位借去拼在他的上面，我也把他的某些特徵變成我的。就這樣，我們創造了新的、如我們所希望的更幸福的創造物。有時，我們互贈一幀照片。

　　我們——我指的只是克勒普和我，並不包括從遊戲中產生出來的剪輯人物——至少每週去啤酒館喝一回，每一回都要送給我們叫作魯迪的酒館侍者一張照片，這已經成了我們的習慣。魯迪是本來應該有十二個孩子另外還收養八個的那種類型的人，他瞭解我們的苦惱。他已經有了一打我們的側面照和更多的正面小照。可是，每當我們商量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挑出一張照片遞給他時，他總露出一副深表同情的面孔，還滿口稱謝。

　　至於站酒櫃的女招待和端香煙盤的紅頭髮姑娘，奧斯卡從來不把照片送給她們，因為照片是不應該送給女人的——她們只會濫用。克勒普則不然，他心廣體胖，在女人面前總是沒完沒了，愛同她們攀談，而且愚蠢到了把心裡話統統掏給她們的地步。有一天，他背著我送給了賣香煙的姑娘一張照片，事情肯定是這樣的，因為他同這個年輕莽撞的姑娘訂了婚，後來又結了婚，因為他想把自己的那張照片要回來。

　　我把日後才發生的事情提前講了出來，而且關於我的照相簿的最後一頁，我的話也講得太多了。這些傻頭傻腦的快照，本來就不值得多談，要談也只是拿它們作為一種對照，用以說明照相簿第一頁上我外祖父科爾雅切克的肖像照是多麼偉大和無與倫比，又多麼有藝術性，直到今天還使我產生這種感覺。

　　他又矮又寬，站在一張精緻的小桌子旁。遺憾的是，照片上的他不是縱火犯，而是志願消防隊員符蘭卡。所以，他沒有留小鬍子。但是，緊身的消防隊制服，胸前的營救獎章以及使小桌子變成祭壇的消防隊防護帽，差不多可以頂替縱火犯的小鬍子。他多麼嚴肅地注視著，多麼瞭解兩個世紀交替的歲月裡的一切苦惱啊。他那種儘管悲觀但卻高傲的目光，看來在第二帝國時代是受人喜愛的和流行的，因為格雷戈爾·科爾雅切克也是這樣的目光，這個醉醺醺的火藥廠工人，在照片上倒是挺清醒的。文岑特·布朗斯基的相片是在琴斯托霍瓦照的，他手執一支獻祭的蠟燭，神秘得很。瘦弱多病的揚·布朗斯基少年時的照片，是早期攝影術記錄下來的一個故意顯得憂鬱傷感的男性。

　　那個時代的婦女中，能擺出與她們的個性相應的神態姿勢來的人寥寥無幾。甚至我的外祖母安娜（上帝明鑒，她可是個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拍攝的照片上，也做作地抿著嘴傻笑，絲毫也沒有暗示出她那四條套穿著的卻又守口如瓶的裙子底下有著可以給人提供避難所的大空間。

　　在戰爭年代裡，她仍然對著蒙在黑布下面、彈著指頭、一邊跳著舞的攝影師微笑。我有一張這個時期的照片，兩枚郵票那麼大，貼在硬紙片上，上面有二十三個護士，其中包括在銀錘陸軍醫院當助理護士的我的媽媽，羞怯地擠在一個像根支柱似的軍醫四周。還有一張照片，照的是陸軍醫院一次化裝舞會的場面，即將痊癒的傷兵也參加了，護士們顯得比較輕鬆自在，不那麼拘謹靦腆。媽媽大膽地眨眼睛，嘴巴做出接吻的姿勢，儘管她身上飾有天使的翅膀，頭髮上有金銀絲條，她還是想說：天使也有欲念的。

　　跑在她面前的馬策拉特所選的裝束，大概是他非常願意天天穿的服裝：他扮成一個廚師，戴一頂漿硬的廚師帽子，揮舞著長把勺子。與此相反，當他身穿制服、佩戴著二級鐵十字勳章時，他也是直視前方，目光同科爾雅切克兄弟和布朗斯基父子一樣故意顯得悲觀。在所有的相片上，他都顯得比婦女們更強。

　　戰後，人們都換了一副面孔。男人們都露出復員後輕鬆的目光，現在輪到婦女了。她們懂得了在照片上佔據特殊地位，她們有理由嚴肅地凝視前方，即使她們在微笑時，也不想去否認，作為底色的是她們已經領教到的痛苦。二十年代的婦女的悒郁，配在她們的臉上實在太合適了。她們，不論坐著、站著還是半躺著，蛾眉月般的一縷黑髮貼在太陽穴上，難道她們不是已經成功地在聖母和娼妓之間結起了一條和解修好的紐帶嗎？

　　我媽媽二十三歲時的照片（這必定是她懷孕前不久拍攝的）讓人看到的是一個年輕婦女，她微斜著皮肉結實的脖子上那顆線條平穩的圓腦袋，可是目光卻直視看照片的人，肉感的輪廓被上面提到過的悒鬱的微笑和一雙眼睛沖淡了。這雙眼睛，與其說是藍色，倒不如說是灰色。它們已經慣于像觀察諸如咖啡杯和香煙嘴之類不變的物體那樣去觀察周圍人們的靈魂以及她自己的靈魂。「深情的」這個詞儘管還嫌不足，但我仍用它作為我媽媽的目光的形容詞。

　　那個時期的合影沒有多大意思，但易於評論，因此富有啟發作用。在簽訂拉巴洛條約①的年代裡，結婚禮服竟如此美麗，如此有婚禮氣派，真令人吃驚。在結婚照上，馬策拉特還系著硬領。他的外表看來挺好，時髦，幾乎可以說有知識分子風度。他右腳前伸，也許想模仿當時的電影明星哈裡·利特克。那個時候的服裝尺寸都短。我媽媽的婚禮服是一條白色百把裙，剛剛過膝，露出了勻稱的小腿，跳起舞來十分靈巧的小腳穿一雙有扣白色鞋。在另外幾張照片上出現的是參加婚禮的全體賓客。

　　在穿著城裡人服裝、擺出城裡人姿勢的來賓當中，惹人注目的始終是我的外祖母安娜和她那個得到神的恩寵的哥哥文岑特。他們土裡土氣而又一本正經，自己缺乏自信卻把信心灌輸給別人。揚·布朗斯基同他的姑媽安娜和獻身給天國聖母的父親一樣，是在同一塊土豆地裡長大的，但他卻同我母親一樣，也善於用波蘭郵政局秘書的講究禮服來掩蓋自己的出身——卡舒貝鄉下佬。儘管他在照片上那些健康的人們中間顯得瘦小而虛弱，儘管他是在照片的角上，然而他那雙特別的、使他的面孔像女性一樣勻稱的眼睛，卻總是使他成為照片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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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拉巴洛條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德國之間1922年在意大利拉巴洛簽訂的條約。當時德國國內政局動盪，經濟蕭條，外交上也十分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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