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訓與懲罰第四部監獄第二章非法活動與過失犯罪(3)

第四部監獄第二章非法活動與過失犯罪(3)

　　如果僅就其溫和性與速度而言，這種機器「能使人對發明者的善良心地表示讚歎」。但是，它的優點在於它是一個十足的教養車。從它的外部效果看，它是一個邊沁理想的化身：「這個活動監獄的兩側晦暗寂靜，只有幾個大字——囚犯運輸車。當它急速通過時，使人感到神秘和壓抑。

　　這正是邊沁對執行判決的要求。與那些玩世不恭、興高采烈的跋涉者的場面相比，它能在旁觀者的腦海中留下更有益、更持久的印象」（《判決公報》，1837年6月15日）。它也有內在效果。在僅僅持續幾天的旅程中（犯人始終不得下車），它起到一個教養規訓機構的作用。當犯人下車時平靜得令人吃驚；「從某種道德觀點看，這種不超過72小時的運送，是一次可怕的酷刑。它對犯人的影響似乎會持續很長時間。」犯人們也支持這種看法：「在囚車裡，當你不能睡覺時，你只能思考。當我思考時，我開始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悔恨。最後，你是知道的，我本來害怕改過自新，但現在我不怕了。」

　　全景敞視馬車的歷史極其短暫。但是它取代鐵鍊囚犯隊的方式及理由，濃縮地體現了刑事拘留（作為一種精心的改造人的行為的技術）取代公開處決的80年歷程。囚室馬車是一種改造機構。取代公開處決的不是一種集體禁閉，而是一種精心組接的規訓脫制，至少在原則上如此。

　　從其現狀和看得見的效果考慮，監獄立即被視為刑事司法的重大失敗而遭到指責。很奇怪的是，監禁的歷史並沒有按照人們所設想的下述編年時序發展：先是確立一種拘留刑罰，然後是承認它的失敗；然後逐漸產生一些改造方案，似乎最終形成了比較有條理的教養技術定義；然後是實施這種方案；最後是承認它的成功或失敗。實際上，這些情況都重疊在一起，或者說是以完全不同的次序排列。正如教養技術的方案是伴隨著懲罰性拘留的原則同時產生的，對於監獄及其各種措施的批評也早在同一時間（182一1845年）就出現了。這些批評體現在一些習慣性的說法中——這些說法延續至今，除了數字之外，幾乎毫無變化。

　　監獄並沒有降低犯罪率。雖然監獄擴大、增多或受到改遣，但犯罪和罪犯的數量依然如故，甚至還增多了：「在法國，人們統計大約有108000人是公然與社會為敵的。人們可使用的鎮壓手段有：斷頭臺、鐵項圈、三艘囚犯船、19個中央監獄、86個司法監獄、362個拘留所、2800個區級監獄以及各警察所的2238個囚室。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犯罪數字並沒有下降，……慣犯的數量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增加」（博愛報），1842年2月10日）。

　　拘留造成了累犯。蹲過監獄的人比以前更有可能重入監獄。囚犯中的前囚犯比例很高。從中央監獄出去的人有38％被再次判刑，有33％被送上囚犯船（這個數字是德·羅什福科（G.deRochefoucauld）於1831年12月2日辯論刑法典改革問題時提供的，見《議會檔案》，I－XXll，209一210）。1828到1834年，在近35000名被判重刑的人中，有大約7400名是累犯（即4.7：1），在ZO多萬教養犯或輕微違法者中，近3500o人是累犯（6：1），總計起來，每5.8名被定罪者中就有一名累犯（DucPetiaux，1837，自276頁起）。1831年，在2174名被定為累犯的人中，有350人出自囚犯船，1682人出自中央監獄，142人出自四個實行與中央監獄相同制度的勞改監獄（Ducpetiaux，同上）。

　　在七月王朝期間，這種情況變得更加嚴重。m35年判刑的7223人中有1486人是累犯；1839年判刑的7858人中有1749人是累犯；1844年判刑的7195人中有1821人是累犯。魯斯（I。OOS）監獄的980名囚犯中有570名累犯，默倫（Melun）監獄的1008名囚犯中有745名累犯（Ferrus，363一367）。監獄非但沒有放出改造好的人，反而把大批危險的過失犯散佈到居民中：「每年有7000人被交還給社會，……他們是散佈在社會的7000個犯罪或腐化根源。我們只要想一想，這批人在不斷擴大，他們就在我們周圍生活和走動，時刻伺機作亂，利用社會的每一次危機來一試身手，那麼我們怎麼能對這種局面無動於衷呢？」（博象和托克維爾，22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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