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訓與懲罰第四部監獄第一章徹底而嚴厲的制度(3)

第四部監獄第一章徹底而嚴厲的制度(3)

　　1.監獄的首要原則是隔離。使犯人與外部世界、與促成犯罪的一切事物、與促成犯罪的集團隔離開，使犯人彼此隔離。刑罰不僅應該是因人而異的，而且應該使犯人個人化（有兩種方式）。首先，監獄應該被設計成本身就能消除由於將不同的犯人集中在同一個地方所產生的有害後果，能夠消滅陰謀和造反，防止將來（在犯人獲釋後）形成受脅迫的集團關係，應該成為許多「神秘組織」的道德敗壞行為的一個障礙。總之，監獄應該把它所集中起來的壞人變成一批相同的和相互依賴的人：「這個時刻在我們中間存在著一個有組織的罪犯社會。……他們在一個大民族中組成了一個小民族。這些人幾乎全部在監獄中見過面或幾次相見。我們現在必須打散這個社會的成員」（托克維爾《致議會的報告》，轉引自Beaumont＆Tocqueville，392一393）。其次，單獨囚禁能夠使人反省，隨後肯定會產生悔恨。

　　因此單獨囚禁是一種積極的改造手段：「使犯人陷入孤獨，他就會反省。由於他單獨面對自己的罪行，他就會逐漸痛恨這一罪行。如果他的靈魂還沒有被邪惡棍滅，那麼在孤獨狀態中悔恨就會來侵擾他」（Beaumont＆Tocqueville，109）。單獨囚禁能夠實現某種刑罰的自我調節，能夠造成一種懲罰的自動個人化：越是有反省能力的犯人，越易於犯罪。但是，他越易於悔恨，單獨囚禁對於他就越痛苦。然而，當他真心痛改前非後，孤獨就不再使他感到難以忍受了。「因此，根據這種令人讚歎的規訓方法，每一種理智和每一種道德本身都具有一種懲罰的原則和尺度，它的失誤和人的錯誤並不能改變事物的確定性和永恆不變的公平。……這不的確像是一種神聖正義的標誌嗎？」（Aylies，132一133）。

　　最後，也許最重要的是，隔離犯人能夠保障以最大的強度來對他們使用權力，這種權力將不會被任何其它影響顛覆。隔離是實現徹底服從的首要條件。夏爾·盧卡在談到獄長、訓導員、牧師和其他「慈善人員」對被隔離的犯人的作用時說：「不難想像人們的言語介入可怕的沉默懲戒時對心靈，對人的力量」。隔離造成了犯人與施加于他的權力之間的親密交流。

　　正是在這一點上，產生了關於美國兩種監禁制度即奧本（Auburn）和費城的監禁制度的爭論。實際上，這場影響廣泛、曠日持久的爭論不僅僅集中于應該以何種方式實行隔離，而隔離則是為各方都接受的。

　　奧本模式規定，夜間使用單人囚室，白天勞動和進餐都在一起，但要保持絕對安靜，犯人只能在得到看守的同意後小聲地與看守說話。這顯然是模仿修道院模式，也是模仿工廠的紀律。監獄應該是一個嚴格符合下列標準的微觀社會：每個人的道德生活都是隔絕的，他們組成一個嚴格的等級序列，彼此沒有橫向聯繫，只能上下溝通。奧本制度的鼓吹者認為，它的優點在於，它是社會本身的一個複製品。它的強制性的保障是物質手段，但首先是一種人們必須學會遵從的統治，而這種統治的保障是監視與懲罰。

　　對待犯人，與其「像對待籠中的野獸那樣用鎮和鑰匙」來控制，不如把他們集中起來，「用有益的活動把他們聚在一起，強迫他們養成良好的習慣，通過活躍的監視來防止道德污染，通過沉默的統治來維持犯人的反省。」這種統治使犯人習慣于「把法律視為神聖的戒律，違反它將導致公正合理的懲戒」（Mittermaier，載《法國人和外國人的立法規》，1836）。因此，這種隔離、不准交流的集中以及由不間斷的監督所保證的法律的實施，應該把犯人恢復為社會的人。這種操作應把犯人訓練得適應「有益而順從的活動」（Gasparin）。它應使犯人恢復「友好交往的習慣」（Beaumont＆Tocqueville，112）。

　　在費城監獄實行的是絕對隔離。按照人們的設想，使犯人獲得新生的不是某種習慣法的運用，而是個人與自己良心的關係。（7）「犯人被單獨關在囚室裡，他被交給了自己。在一片沉寂之中，他情欲俱滅而沉浸于自己的良心。他捫心自問，感受到作為一個人的絕不會徹底紙滅的天良在覺醒」（《經濟學家雜誌》，11，1842）。因此，對於犯人起作用的不僅僅是外在的對法律的尊重或對懲罰的恐懼，還有良心本身。這是一種深刻的征服，而不是一種表面的馴服；這是一種「道德」的轉變，而不是態度的轉變。在賓夕法尼亞監獄裡，唯一的教養改造機制是良心和它所面對的沉默的建築。在櫻桃山（CherryHill）監獄，「高牆就是對犯罪的懲罰。單人囚室使犯人與自己對質。他被迫傾聽自己的良心說話。」

　　因此，在那裡勞動更具有慰藉性質而不是義務。巡視員不必使用強力——這是由事物的物質性決定的——因而他們的權威也會被承認：「在每次巡視時，這張可信賴的嘴裡就會吐出一些仁慈的言語，使犯人由衷地產生感激、希望和慰藉。犯人愛戴著守，這是因為看守是耐心的和通情達理的。高牆是可怕的，但人是好的」（Blouet）。在這種封閉的囚室裡，在這種人間墳墓中，復活新生的迷思（myth）很容易產生。在黑夜和沉寂之後，就將是新的生活。奧本是還原為基本要素的社會。櫻桃山則是死而復生之地。天主教很快就把公誼會的這種技術吸收進自己的話語中。「我看你的囚室無異於一個可怕的墳墓。不是蛆蟲，而是悔恨與絕望在齧蝕你，把你提前打入地獄。然而，……它對於一個讀神的犯人是一個墳墓，一個可惜的理骨甕，但對於一個真誠的基督徒犯人則是幸福永生的搖籃。」

　　由這兩種模式的對立產生了一系列的各式各樣的爭論：宗教爭論（信仰轉變應該是教養的主要因素嗎？）、醫學爭論（徹底隔離會使犯人精神失常嗎？）、經濟方面爭論（哪種方法花費更少？）、建築學和行政管理方面爭論（哪種形式能保證實現最充分的監督？）。無疑，這就是為什麼這場爭論曠日持久的原因。但是，爭論的核心，也是爭論之所以產生的原因是這種「監獄」機構的主要宗旨：通過中斷所有不受權力當局監視的或不按等級排列的關係，強制地實行個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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