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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規訓 第三章 全景敞視主義(7)


  然而,雖然警察作為一種制度確實是按照一種國家機構的形式組織起來的,雖然它確實是與政治統治權的中樞直接相聯,但它所運用的權力,它所操作的機制,它的對象都是特定的。這種機構必須與整個社會機體有共同的範圍。這不僅僅是在時空的邊界極限方面,而且在它所關注的細枝末節方面。治安權力必須「遍及一切事物」。這不是指國家整體或作為君主的有形和無形實體的王國整體,而是指細如塵埃般的事件、活動、行為、言論——「所發生的一切」。如用葉卡捷琳娜二世在「大訓示」中的話說,警察關注「每時每刻發生的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對《起草新法典的訓示》的補充,1769年,第535條)。有了警察,人們就生活在一個無限的監督世界裡了。這種監督在理想上力求把握社會機體的最基本粒子、最短暫的現象:「治安長官的部門是最重要的。它所包容的對象在某種意義上是確定的,但人們只能通過一種相當細緻的考察才能認識它們」(Delamare,前言):政治權力微分。

  為了行使這種權力,必須使它具備一種持久的、洞察一切的、無所不在的監視手段。這種手段能使一切隱而不現的事物變得昭然若揭。它必須像一種無面孔的目光,把整個社會機體變成一個感知領域;有上幹只眼睛分佈在各處,流動的注意力總是保持著警覺,有一個龐大的等級網絡。按照巴黎市長的意見,巴黎的這個網絡應包括48名警察分局局長,20名視察員,定期付酬的「觀察員」,按日付酬的「密探」,領賞錢的告密者,另外還有妓女。這種不停的觀察應該彙集成一系列的報告和記錄。在整個18世紀,一個龐大的治安本文(policetext)借助於一種複雜的記錄組織愈益覆蓋了整個社會(關於18世紀的警方記錄,見Chassaigne)。與司法書寫或行政書寫的方法不同,在這裡記錄的是行為、態度、可能性、疑點——是對個人行為的持續描述。

  應該指出的是,雖然這種警察監督完全「控制在國王手中」,但它不是按照單一的方向運作。它實際上是一個雙向接收體系。它在操作司法機制時必須符合國王的直接意願,但是它也能對下面的請求做出反應。著名的「密和」,即蓋有國王私空的命令,長期以來是專制王權的象微,使拘禁在政治上名聲掃地。但實際上,密和是應名門顯貴、宗教首領、地方要人、親朋鄰里和教區牧師的要求而發出的。密禮的功能是用禁閉來懲罰一系列不夠刑罰的行為,如騷擾、煽動、不服從、品行不端。這些東西都是勒杜想從他所設計的完美城市中排除的。他稱之為「對無人監督的破壞」。總之,

  18世紀的警察給自己的角色——追捕罪犯的司法助手,對陰謀、反抗運動或造反進行政治監視的工具——增添了一種規訓功能。這是一種複雜的功能,因為它把君主的絕對權力與散佈在社會裡的最下層權力聯繫起來,因為在這些各不相同的封閉的規訓體制(工廠、軍隊、學校)之間,它擴展出一個中間網絡,在它們不能干預的地方它進行干預,對無紀律空間加以規訓。它填補空白,把這些空隙聯結起來,憑藉武裝力量來維持一種間隙紀律(interstitialdiscipline)和一種元紀律「借助一支高明的警察隊伍,君主就能使民眾習慣於秩序與服從」(Vattel,162)

  18世紀警察機構的建立,鼓勵了紀律的推廣,使之具有與國家本身相同的範圍。雖然它是以最公開的方式與超越常規司法運作的各種王權活動相聯繫,但是不難理解為什麼警察當局對司法權力的重新安置只是表現了輕微的抗拒,為什麼至今它從未停止以日益沉重的壓力把自己的特權強加於司法權力之上。無疑,這是由於它是司法系統的世俗臂膀。但這也是由於根據它的範圍和機制,它遠比司法體制更能與一種規訓類型的社會合而為一。但是,若以為規訓功能被一種國家機構一勞永逸地佔有了,那就錯了。

  「規訓」既不會等同於一種體制也不會等同於一種機構。它是一種權力類型,一種行使權力的軌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術、程序、應用層次、目標。它是一種權力「物理學」或權力「解剖學」,一種技術學。它可以被各種機構或體制接過來使用,如「專門」機構(19世紀的罪犯教養院或「改造所」),或者是把它作為達到某種特殊目的的基本手段的機構(學校、醫院),或者是發現可以用它來加強或改組自己內部權力機制的!口權威機構(有時間的話,我們應該論述家庭內部關係,尤其在父母一子女單位中,是如何吸收了自古典時代以來的外界模式而被「規訓」的。它們首先吸收的是教育和軍隊模式,然後吸收了醫學、精神病學和心理學模式。這就使得家庭成為考慮正常與不正常的規訓問題的一個最佳起點),或者是把紀律作為內部運作原則的機構(自拿破崙時代起,行政機構開始實行紀律),或者是以確保紀律對整個社會的統治為主要職能的國家機構(警察)

  因此,從總體上,人們可以說一個規訓社會在這種運動中形成了。這是一個從封閉的規訓、某種社會「隔離區」擴展到一種無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視主義」機制的運動。其原因不在於權力的規訓方式取代其他方式,而在於它滲透到其他方式中,有時是破壞了後者,但它成為後者之間的中介,把它們聯繫起來,擴展了它們,尤其是使權力的效應能夠抵達最細小、最偏僻的因素。它確保了權力關係細緻入微的散佈。

  繼邊沁之後不久,朱利尤(JlllillS)就給這種社會頒發了出生證(JuliSS,384一386)。在談到全景敞視原則時,他說,這裡包含的東西還不只是建築學上的創新,它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事件。表面上,它僅僅是解決了一個技術問題,但是通過它,產生了一種全新的社會。古代社會曾經是一個講究宏偉場面的文明。「使大批的人群能夠觀看少數對象」,這是廟宇、劇場和競技場的建築所面臨的問題。因為場面宏大,便產生了公共生活的主導地位,熱烈的節日以及情感的接近。

  在這些熱血沸騰的儀式中,社會找到新的活力,並在霎那間形成一個統一的偉大實體。現代社會則提出了相反的問題:「使少數人甚至一個人能夠在瞬間看到一大群人」。當一個社會的主要因素木再是共同體和公共生活,而是以私人和國家各為一方時,人際關係只能以與公開場面相反的形式來調節:「為了適應現代要求,適應國家日益增長的影響及其對社會的一切細節和一切關係的日益深入的干預,就有必要保留增強和完善其保障的任務,利用旨在同時觀察一大群人的建築及其佈局來實現這個偉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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