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訓與懲罰第三部規訓第三章全景敞視主義(6)

第三部規訓第三章全景敞視主義(6)

　　但是，規訓體制的這種擴展無疑僅僅是各種更深刻進程的最醒目的方面。這些進程包括下述方面：

　　1.紀律的功能轉換最初，紀律用於消除危險，束縛無用的或躁動的居民，避免大規模聚會造成的煩擾。現在它們則被要求起一種積極作用，因為它們正在變得勝任這種作用，能夠強化對每個人的利用。軍事紀律不再僅僅是一種防止軍隊中出現搶劫、開小差和不執行命令現象的手段，而已變成一種使軍隊得以存在的基本技術。它使得軍隊不是一群烏合之眾，而是一個統一體，並因此而增強戰鬥力。紀律能夠增強每個人的技能，協調這些技能，提高軍隊運動能力，增強火力，擴大進攻面而又不減弱攻擊強度，增強抵抗能力等等。工廠紀律一方面依然是強制工人遵守規章和尊重上級、防止盜竊和其他損失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愈益用於提高各種能力、速度、產量，從而增加利潤。它依然對人的行為施加一種道德影響，但是，它愈益從後果的角度來對待行為，把各種肉體引入一種機制，把各種力量引入一種經濟系統。

　　17世紀，教區小學建立之初，關於這些小學的論證首先是消極的理由：那些無力教育子女的窮人使他們的孩子「對自己的義務一無所知：由於他們生活艱難，本人就沒有受到良好教育，因此，他們不可能給予他們自己從來沒有的良好教育」。這就導致了三大問題：不信上帝，懶惰（隨之而來的是酗酒、淫穢、偷竊、搶劫）以及形成乞丐集團。後者隨時都會騷擾社會秩序，「實際上將要耗光主官慈善院的基金」（Demia，60一61）。但是，到了（法國）革命之初，初等教育的目的之一被規定為「增強」、「發展體魄」，培養兒童「準備在將來從事某種機械工作」，使他有「一對敏銳的眼睛、一雙靈巧能幹的手以及雷厲風行的習慣」（塔列朗［Talleyrand］「給制憲議會的報告，1791年9月10日，轉引自I.eon，106）。紀律越來越成為造就有用人才的技術。從此，它們就從社會邊緣的位置脫穎而出，愈益遠離排斥或贖罪、禁閉或隱居的形式。從此，它們與宗教教規和修道禁地（enclosure）的聯繫就逐漸疏遠了。從此，它們也紮根於社會中最重要，最核心和最有生產性的部分。它們逐漸加入某些重大的社會職能中：工廠生產、知識傳授、技能傳播、戰爭機器。從此，人們也看到了在整個18世紀發展起來的兩種趨勢：增加規訓體制的數量和規訓現存機構。

　　2.規訓機制的紛至遝來當規訓設施愈益增多時，它們的機制有一種「非制度化」、從它們過去在其中進行運作的封閉堡壘脫穎而出、「自由」流通的傾向。沉重嚴密的紀律被分解，變成可轉換、可調節的、靈活的控制方法。有時，封閉機構給自身內部的特定功能增添一種對外監視作用，在自身周圍形成一個邊緣控制地帶。譬如，公教學校應該不僅僅培養馴順的兒童，而且應該能夠監督家長，獲得關於他們的生活方式、經濟來源、宗教態度和道德狀況的信息。學校能夠成為小型社會觀察站，甚至能深入到成人中間，對他們進行定期監督。

　　在德米亞看來，學生表現不好或曠課，是學校走訪鄰居的正當藉口，尤其是在有理由認為家長可能不說實話的時候。學校也可以走訪家長，瞭解他們是否知道教義問答和祈禱文，他們是否有決心根除子女的缺點，房間裡有多少張床，如何安排睡覺，走訪結束時可發放些救濟金，或送一幅宗教畫，或提供必要的床（Demia，39一40）。同樣，醫院也愈益被視為對醫院外居民進行醫學觀察的據點。在1772年主宮焚毀後，有些人提出，這些龐大、雜亂的建築應該被一系列較小的醫院所取代。後者的功能不僅是接待該區的病人，還應包括收集信息，注意各種地方病或傳染病現象，開設門診部和施藥所，給當地居民提出忠告，使當局及時瞭解當地衛生狀況。

　　人們還看到，規訓方法的傳播並不是以封閉機構的形式，而是表現為觀察中心在整個社會的散佈。宗教團體和慈善組織長期以來就起著「規訓」居民的作用。從反宗教改革運動」到七月王朝的慈善事業，這方面的建議層出不窮。它們的目的或是宗教方面的（進行宗教和道德宣傳），或是經濟方面的（濟危扶貧和鼓勵勞動），或是政治方面的（壓制不滿和騷亂）。這裡只須用巴黎各教區慈善協會的條例作為例子。按照條例，各協會管轄的地界應分成區和更小單位，協會成員也照此分工。他們應定期巡視各自負責的區域。「他們應努力消除聲名狼藉的場所，煙草商店，人體教學課堂——，賭場，公開的傷風敗俗現象，褻瀆神明的言行以及其它任何被他們獲悉的不端言行。」

　　他們還應對窮人進行個別探訪。條例中規定了所需瞭解的情況：居住是否穩定，對祈禱有多少認識，是否參加聖禮，是否掌握一門手藝，道德狀況如何（以及「他們是否因自己的過錯而陷於貧困」）。最後，「他們應該通過巧妙的提問瞭解他們在家裡的表現；是否與鄰居和睦共處，是否精心地培養子女對上帝的畏懼，……是否讓不同性別的大齡子女分開睡覺，是否允許家中尤其在大齡女兒中有放蕩或勾引男人現象。如果對他們是否正式結婚有懷疑，就應要求他們出示結婚證明。」K〕

　　3.對規訓機制的國家控制在英國，長期以來由私人團體行使社會規訓的職能（見Radzinovitz，203一214）。在法國，雖然這種職能的一部分依然屬教區協會或慈善協會，但另外的而且無疑是最重要的部分則由警察機關接管了。

　　一支集中的警察組織長期以來，甚至在當代人眼中，都被視為王權專制主義的最直接體現。君主希望能夠有「自己的司法官員，他能向他們交代自己的命令、委託或意圖，後者則執行命令和國王私人密令」（第一任治安大臣杜瓦爾[Duva]的信箋，轉引自Funck-Brentano）。

　　實際上，治安長官與在巴黎的治安大臣在接過某些原有的職能——搜捕罪犯，城區監視，經濟和政治監督——時，把它們轉移到一個單一的、嚴格的行政機器中：「來自四周的各種力量和信息，最終集中于治安大臣。……是他轉動所有的輪子一起來產生秩序與和諧。他的管理效果可以與天體運動相媲美」（DeSES－sarts，34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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