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訓與懲罰第三部規訓第二章規訓的手段(5)

第三部規訓第二章規訓的手段(5)

　　因此，它在各個方面都不同於司法刑罰。後者的基本功能不是考慮一系列可觀察的現象，而是訴諸必須記住的法律和條文。它不是區分每個人，而是根據一些普遍範疇來確定行為；不是排列等級，而僅僅是玩弄允許與禁止的二元對立；不是加以同化，而是對罪名做出一勞永逸的劃分。規訓機制掩藏著一種「規範處罰」。就其原則和功用而言，它不能劃歸法律刑罰。在規訓建築物中似乎永遠設立著的小法庭，有時具有重大司法機構的戲劇形式。但我們不要因此產生誤解。除了形式上的個別痕跡外，它並不把刑事司法機制加於日常存在的網絡上，至少這不是它的基本作用。紀律吸收了一系列古老的做法，創造出一種新的懲罰功能。

　　表面上看，小法庭似乎是重大司法機構的簡陋的或諷刺性的複製品，但實際上卻是新的懲罰功能在逐漸介入那個重大的外部機制。整個現代刑罰歷史所顯示的司法一人本主義功能並不是起源於人文科學對刑事司法的介入，不是起源於這種新的合理性所特有的或似乎與之俱來的人道主義所特有的要求。它起源於運用這些規範化裁決新機制的規訓技術。規範（norm）的力量似乎貫穿在紀律之中。這是現代社會的新法則嗎？我們可以說，自18世紀以來，它已與其它力量——律法、聖經、傳統結合起來，並給它們劃定新的界限。「規範的」被確定為教學中的強制原則，與此同時引出了一種標準化教育和建立了「師範學院」（ecolesnormales）。在組織一種全國性醫生職業和一種能夠貫徹統一的健康規範的醫院系統的努力中，它得到確立。在使工業生產過程和產品標準化的努力中，它得到確立（關於這個問題，可參見Cangu比em的重要論述，171一191）。

　　與監督一樣並且與監督一起，規範化在古典時代末期成為重要的權力手段之一，因為曾經表示地位、特權和依附關係的標誌正逐漸被一整套規範級別所取代，至少是以後者為補充。後者不僅表示在一個同質社會體中的成員資格，而且也在分類、建立等級制和分配等級中起一定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規範化力量是強求一律的。但由於它能夠度量差距，決定水準，確定特點，通過將各種差異相互對應而使之變得有用，它也有分殊的作用。人們很容易理解規範力量是如何在一種形式平等的體系中起作用的，因為在一種同質狀態中（這種狀態就是一種準則），規範導致了各種個體差異的顯現。這既是實用的要求，也是度量的結果。檢查

　　檢查把層級監視的技術與規範化裁決的技術結合起來。它是一種追求規範化的目光，一種能夠導致定性、分類和懲罰的監視。它確立了個人的能見度，由此人們可以區分和判斷個人。這就是為什麼在規訓的各種機制中檢查被高度儀式化的原因。檢查把權力的儀式、試驗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確立都融為一體。在規訓程序的核心，檢查顯示了被視為客體對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對象化。

　　權力關係和認識關係的強行介入在檢查中異常醒目。這是被科學史研究者所冷落的古典時期的另一項革新。人們撰寫有關對先天盲人、狼孩和受催眠者的實驗的歷史。但是，為什麼沒有人撰寫更普遍、更富於變化、但也更有決定意義的檢查（考試）的歷史——它的儀式、方法、特點、作用、問答遊戲、評定和分類體系？要知道，在這種微不足道的技術中可以發現一個完整的知識領域、一種完整的權力類型。人們常常談論人文「科學」輕率地或畫蛇添足地帶有意識形態。然而，它們的這種技術手段，這種細微的操作模式（已經得到廣泛傳播——從精神病學到教育學，從疾病診斷到勞動雇用），這種司空見慣的檢查方法，難道不是在一種機制中貫徹能夠提取和建構知識的權力關係嗎？這不僅發生在意識、觀念的層面上和人們自以為瞭解的事物中，而且發生在能夠造就知識，使知識變為政治干預的事物的層面上。

　　18世紀末，造成醫學的認識「解凍」的一個基本條件是，作為「檢查」機構的醫院組織起來了。巡診儀式是其最明顯的形式。17世紀，醫院除了宗教、行政等管理外，又增加了來自外面的醫生的視查。醫生幾乎不參與醫院的日常管理。漸漸地，巡診變得更有規律，更嚴格，特別是範圍更大了。它變成醫院功能中一個愈益重要的部分。1661年，巴黎主官醫院要求醫生每日巡診。1687年，一名「預定」的醫生每天午後檢查一些重病人。18世紀的條例規定了巡診的鐘點和持續時間（至少2個小時），要求實行醫生輪流巡診制，以保證每天「甚至復活節」都有人巡診。1771年，任命了一名醫院醫生，負責「在外來醫生巡診的間隔，日夜提供一切服務」（《主宮醫院決議彙編》）。舊的不定期的走馬觀花變成了常規性的觀察，從而使病人處於一種幾乎無休止的受檢查狀態。

　　這有兩個後果：在內部等級系統中，原來作為一種外在因素的醫生，開始超過宗教人員的地位，把後者排擠到檢查技術中一個明確而次要的地位；「護士」類型出現了；與此同時，原來形同貧民院的醫院，將要變成一個訓練所，與知識相關的場所；它因此體現了一種權力關係的顛覆和一種知識系統的建構。「紀律嚴明」的醫院變成醫療「規訓」的物質樣本。這種規訓能夠立刻拋棄其文本性，不是從作者一權威的傳統，而是從不斷受檢查的對象的領域中找依據。

　　與之類似的是，學校變成一種不斷考試的機構。考試自始至終伴隨著教學活動。它越來越不是學生之間的較量，而是每個人與全體的比較。這就有可能進行度量和判斷。公教學校兄弟會希望在一周裡每天對學生進行考試：第一天考拼寫，第二天考算術，第三天上午考教義問答，下午考書寫，等等。此外，每月應舉行一次考試，以挑選出有資格讓督察員考核的學生（I－aSalle，《管理》，160）。自1775年起，橋樑堤壩學院（EcoledesPoutsetChaussees）每年有16次考試：數學、建築學和繪圖各考三次，寫作考兩次，石工、建築風格、勘測、水平測量、建築估算各考一次。考試不僅僅標誌著一個學徒期的結束，而且成為一個永久的因素。通過一種不斷重複的權力儀式，考試被編織在學習過程中。考試使教師在傳授自己的知識的同時，把學生變成了一個完整的認識領域。

　　在行會傳統中，學徒期以考試為結束，考試證明了一種已獲得的能力——「出師」證明知識的傳授已經完成。與此相反，學校中的考試是一個永恆的知識交換器。它確保知識從教師流向學生，但它也從學生那裡取得一種供教師用的知識。學校變成為發展教育學的地方。正如醫院檢查的程序使得醫學認識「解凍」，「考試型」學校的時代標誌著一種科學的教育學的開端。軍隊歷史上的檢閱和不停的反復運動的時期，標誌著一種龐大的戰術知識的發展。這種知識在拿破崙戰爭時代發揮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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