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訓與懲罰第三部規訓第一章馴順的肉體(10)

第三部規訓第一章馴順的肉體(10)

　　3.這種力量的精細結合需要有一個精確的命令系統。被規訓人員的全部活動都應該用簡明的命令來表示和維繫。命令是無須解釋的。令行禁止，雷厲風行，無須廢話。規訓教師與受議請之間是一種傳遞信號的關係。這裡不存在理解命令的問題，所需要的僅僅是根據某種人為的、預先編排的符碼，接受信號和立即做出反應。肉體被置於一個小小的信號世界，每一個信號都聯繫著一個必須做出的反應。這是一種訓練技巧，它「從一切事物中專橫地排除任何觀念、任何低語」；訓練有素的士兵「開始服從任何命令；他的服從是迅速而盲目的。任何不順從和拖延都是犯罪」（Boussonelle，2）。小學生的訓練也應採取同樣的方法：簡潔的口令，不加解釋，只能被信號一鐘聲打破的絕對寂靜，擊掌為令，教師的示意姿勢、眼色，以及公教學校兄弟會」使用的小木器。

　　後者很典型地被稱作「信號器」。在這個小機械中既包含著命令的技巧也包含著服從的準則。「信號器的首要和主要用途是，一下子把所有學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老師身上，使他們專注於他想告訴他們的事情上。因此，只要他想吸引孩子們的注意力或者結束一次練習，他就敲一下信號器。一個好學生聽到信號器的響聲，就會以為自己聽到老師的聲音，更確切地說是聽到招呼他的名字的聲音。他就會有童年撤母耳的感覺，像後者那樣發自內心地說：「主啊，我在這裡。」祈禱之後，教師敲一下信號器，然後轉向一名學生，示意他開始朗讀。當他想讓朗讀者停止時，就敲一下信號器。…如果學生讀得很糟或念錯了一個字母、音節或單詞，他就連續敲兩下信號器，示意學生重讀。如果在這種信號發出兩三次後，正在朗讀的學生沒有發現和重讀念錯的單詞——因為在發出信號前他已經讀過了幾個詞，教師就敲三下信號器，示意他從更前面的地方重新開始讀。他將不斷地發出信號，直至學生找到念錯的詞」（I。aSallel，《管理》，137一138，另參見Demia，21）。

　　互教學校還利用要求人們立即做出反應的信號系統來加強這種行為控制。甚至口頭命令也成為傳遞信號的因素，「進入你的座位。聽到『進入』這個詞，孩子們就把右手砰的一聲放在桌子上，同時把一條腿伸過座位。聽到『你的座位』這幾個詞，他們就把另一條腿伸過座位，面對自己的小石板坐下。……拿起你的石板。聽到『拿起』這個詞，孩子們就用右手抓住面前把石板掛在釘子上的細繩，用左手抓住石板的中部。聽到『石板』這個詞，他們就取下石板，把它放在桌子上。

　　總之，可以說，規訓從它所控制的肉體中創造出四種個體，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具有四種特點的個體：單元性（由空間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機性（通過對活動的編碼），創生性（通過時間的積累），組合性（通過力量的組合）。而且，它還使用四種技術：制定圖表；規定活動；實施操練；為了達到力量的組合而安排「戰術」。戰術是一種建構藝術。它借助被定位的肉體，被編碼的活動和訓練有素的能力，建構各種機制。在這些機制中，各種力量團精心組合而產生更大的效果。戰術，無疑是規訓實踐的最高形式。

　　在這種認識中，18世紀的理論家發現了一切軍事活動——從對每個肉體的控制和操練到運用最複雜的綜合體特有的各種力量——的一般基礎，被規訓肉體的建築學、解剖學、力學和經濟學：「在大多數土兵眼中，戰術僅僅是宏大的戰爭科學的一個分支。而在我看來，戰術是這門科學的基礎。它們就是這門科學本身，因為它們教人們如何組建軍隊、命令軍隊、調動軍隊、指揮軍隊作戰，因為它們可以彌補數量的不足，可以寡敵眾。戰術還可以包容關於人員、武器、局勢、各種條件的認識，因為正是這些認識把決定那些運動的因素彙集在一起」（Gubert，4）。還有人這樣說：「戰術這個詞……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某種部隊的人員相對于其它部隊人員的位置，他們的運動和活動，他們之間的關係。

　　可以說，戰爭在戰略上是政治的延續。但是，不應忘記，「政治」作為防止國內動亂的基本手段，即使不是被嚴格地視為戰爭的延續，也至少是被視為軍事模式的延續。政治作為一種維持內部和平與秩序的技術，曾竭力在調動和操練方面運用理想的軍隊機制，即被規訓的大眾、既馴順又得力的部隊、在兵營駐紮和在野外作戰的團隊的機制。在18世紀的大國中，軍隊維護著國內和平。無疑這是由於它是一支現實的力量，是一把咄咄逼人的利劍，但這也是由於它是一種技術和一種知識載體，能夠把它們的圖式投射到社會共同體上。如果說在戰略上有一種連貫的政治一戰爭系列，那麼在戰術上也有一種連貫的軍隊一政治系列。

　　戰略上，人們能夠把戰爭視為國家之間政治交往的一種方式；戰術上，人們也能夠把軍隊視為維持市民社會無戰爭狀態的要素。在古典時代，產生了各國彼此較量經濟和人口實力的重大政治和軍事戰略，也產生了在各個國家內對肉體和個人力量進行控制的精細的軍事和政治戰術。在這個時期，「軍事」——軍事制度，軍事科學，軍人（與以前所說的「武士」不大相同）——是有特定意義的，是兩種形勢匯合的產物。一方面是戰爭和戰場喧囂，另一方面是保障安定的秩序和寂靜。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認為18世紀的哲學家和法學家創造了一個完美社會的理想。但是，當時也有一個軍事社會的理想。其基本所指不是自然狀態，而是一部機器中精心附設的齒輪，不是原初的社會契約，而是不斷的強制，不是基本的權利，而是不斷改進的訓練方式，不是普遍意志，而是自動的馴順。

　　「紀律應該成為全國性的，」吉伯特說，「我所描述的國家應該有一個簡單可靠、易於控制的政府。它應該類似於那些手段簡單而效率極高的龐大機器。這個國家的力量應來自自身的力量，其繁榮來自自身的繁榮。能夠摧毀一切的時間將增強其國力。它將否定那種世俗偏見，即認為凡是帝國都要屈從於衰亡的鐵律」（Guibert，XXlll－XXIV；另外參見馬克思於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關於軍隊與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論述）。

　　拿破崙的軍事政體已經迫近了。它所採用的國家形式將更長久地存在。我們不應忘記，為它打下基礎的不僅有法學家，而且還有士兵；不僅有議員，而且有小官吏；不僅有法庭人士，還有兵營的人。羅馬的典範與這種結構結合，必然具有雙重的指涉：公民和軍團成員，法律和軍事策略。一方面，法學家或哲學家正從契約中尋找建設或重建社會共同體的原始模式，另一方面，士兵和紀律專家則在共同制定對肉體實行個別與集體強制的程序。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