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訓與懲罰第一部酷刑第一章犯人的肉體(4)

第一部酷刑第一章犯人的肉體(4)

　　無疑，在法國，舊式公開處決的某些因素一度附著在新的有節制的方法上。犯遷逆罪者，包括武君者，被送上斷頭臺時要身著黑紗，直到1832年，還要先被砍掉一隻手。此後，裝飾的黑紗依然長期保留著。1836年11月對暗殺路易一菲力普（I－。ms－Phllppe）「的未遂犯菲埃希（Fieschi）的判決便是一例：「他被帶到刑場時應身穿襯衫，赤腳，頭上罩著黑紗。當官員向民眾宣讀判決書時，他將被展示在斷頭臺上，然後立即處決。」我們會由此想到達米安，並且注意到死刑的最後一點附加物：表示哀喪的黑紗。人們再也看不到犯人的面孔。只是在斷頭臺上宣讀的判決書公佈了罪行，而罪犯則不露面（罪犯越罪大惡極，越不准亮相：既不准他看見外界，也不讓外界看到他。這是當時的流行觀念。人們應該給叛逆者「製造一個鐵籠或挖一個不透光線的地牢，使他永遠地消遁」。——mMOlefle，275～277）。

　　公開處決的最後這點遺跡是對這種行刑方式的廢止判決：用一塊布來遮藏肉體。三重罪犯（武母，同性戀和謀刺）伯努瓦（Benoit）是第一個不再被砍掉手的逆犯：「在宣讀判決書時，他站在由郭子手們支撐的斷頭臺上。這是一個恐怖的場面；他被一塊白色的屍衣包住，頭上罩著黑紗。這個叛逆躲開了沉默人群的目光。生命藏匿在這些神秘不祥的衣物下，僅在淒慘的喊叫聲中表明自己的存在，旋即在刀下了結」（《判決公報》，1832年8月30日）。

　　19世紀初，肉體懲罰的大場面消失了，對肉體的酷刑也停止使用了，懲罰不再有戲劇性的痛苦表現。懲罰的節制時代開始了。到1830年一1840年間，用酷刑作為前奏的公開處決幾乎完全銷聲匿跡。當然，對於這種概括性的結論需要做一些限定。首先，這些變化不是一下子發生的，也不是某一種發展進程的結果。也有滯延現象。奇怪的是，英國是公開處決消失得最遲緩的國家之一。其原因也許是，陪審團制度、公開審訊制度和對人身保護法的尊重使其刑法具有一種楷模形象。

　　毫無疑問，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在1780年-1820年的大騷亂時期不願削弱其刑法的嚴峻性。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羅米利（Romily）、麥金托什（Mackintosh）和巴克斯頓（Fowel！Buxton）都曾試圖減輕美國法律所規定的繁雜而嚴厲的刑罰，但未成功。羅西（ROSSi）把英國法律描繪成「猙獰的屠宰」。（實際上，陪審團也往往認為規定的刑罰太苛酷，因此在量刑時儘量從寬。）而刑罰的嚴厲程度還在不斷地增強。1760年，布萊克斯通普列舉出英國法律所規定的160種死罪。到1819年，死罪增加到223種。其次，我們還應考慮1760年一1840年；旬的各種反復。在奧地利、俄國、美國以及立憲會議時期的法國都曾進行急劇的改革，然後在歐洲反革命時期以及1820年一1848年的社會大恐慌時期則出現倒退；緊急狀態時期的法庭和法律也造成暫時的變化；在法律和法庭的實踐之間也有差距（法庭的實踐絕不會如實地反映立法狀況）。所有這些因素都使19世紀初的轉變顯得參差不齊。

　　應當補充說明的是，雖然到1840年多數變革已經實現，懲罰機制也相應地採用了新的運作方式，但是這一過程遠未完成。減少酷刑的潮流是以1760年一1840年的大轉變為背景的，但並未在這一時期終結。可以說，公開處決的習俗長期以來糾纏著我們的刑罰體系，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法國，斷頭機這種迅速完成死刑的機器體現了一種關於合法死刑的新倫理。但是，大革命隨即賦予它一種大型戲劇儀式。在許多年裡，它提供了一種景觀。

　　因此，不得不將它移到聖雅克要塞；用封閉的馬車取代敞開的囚車，把犯人從車廂直接推上斷頭臺；在人們沒有料到的時間裡迅速完成處決。最後（在1939年處決魏德曼之後），為了防止公眾接近，斷頭機不得不設在監獄裡，並且封鎖通往監獄的街道，秘密執行死刑（如1972年在桑戴處決布菲和邦當）。描述現場情況的目擊者甚至會被追究，以此來保證處決不再成為一種景觀，而只是法律與其制裁對象之間的一種奇怪的秘密。我們必須指出，那麼多的防範措施表明，時至今日死刑依然是一種景觀，因而必須切實地禁止圍觀。

　　同樣，在19世紀中期，對肉體的擺佈也尚未完全消失。無疑，懲罰的重心不再是作為製造痛苦的技術的酷刑，其主要目標是剝奪財富或權利。但是，諸如強制勞動、甚至監禁——單純剝奪自由——這類懲罰從來都有某種涉及肉體的附加懲罰因素：限量供食，性生活被剝奪，體罰，單人囚禁。這些難道不正是監禁的客觀必然結果嗎？事實上，即便是最單純的監禁也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肉體痛苦。

　　一種針對19世紀初教養制度的批評認為，監禁作為懲罰是不夠的，因為囚犯與許多窮人甚至工人相比，既不那麼挨餓受凍，而且被剝奪的更少。這種批評提出了一種從未遭到否定的要求：犯人應該比其他人受更多的肉體痛苦。把懲罰與附加的肉體痛苦分開是難以做到的。怎麼可能有一種非肉體的懲罰呢？

　　因此，在現代刑司法體系中存留著「酷刑」的痕跡。這種痕跡從未完全抹掉，而是逐漸被非肉體刑罰體系包裹起來。

　　在過去兩百年間，刑罰的嚴峻性不斷減弱，這是法律史學家所諳熟的現象。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籠統地視之為一種數量現象：更少的殘忍，更少的痛苦，更多的仁愛，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實際上，與這些變化伴隨的是懲罰運作對象的緊換。那麼，懲罰強度是否減輕了呢？結果或許如此。但是，可以肯定地說，懲罰對象發生了變化。

　　如果說最嚴厲的刑罰不再施加於肉體，那麼它施加到什麼上了呢？理論家們在1760年前後開創了一個迄今尚未結束的時代。他們的回答簡單明瞭。答案似乎就包含在問題之中：既然對象不再是肉體，那就必然是靈魂。曾經降臨在肉體的死亡應該被代之以深入靈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懲罰。馬布利「明確徹底地總結了這個原則：「如果由我來施加懲罰的話，懲罰應該打擊靈魂而非肉體」。

　　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懲罰景觀的舊夥伴——肉體和鮮血——隱退了。一個新角色戴著面具登上舞臺。一種悲劇結束了，一種喜劇開演了。這是一種影子表演，只有聲音，沒有面孔，各種實體都是無形的。因此，懲罰司法的機制必須刺透這種無形的現實。

　　這只是一種理論論斷嗎？刑罰實踐不是與之矛盾嗎？不要匆忙地做出這種結論。誠然，今天，懲罰不僅是改造靈魂。但是馬布利的原則不僅是一種虔誠的願望。在現代刑罰實踐中處處可以感受到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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