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訓與懲罰第一部酷刑第一章犯人的肉體(2)

第一部酷刑第一章犯人的肉體(2)

　　「第17條：犯人作息日冬天從早上6點開始，夏天從早上5點開始。每天勞動9小時，學習2小時。作息日冬天晚上9點結束，夏天晚上8點結束。

　　第18條：起床。第一次擊鼓時，看守打開囚室門，犯人必須起床穿衣，並保持肅靜。第二次擊鼓時，他們必須穿好衣服，整理好床鋪。第三次擊鼓時，他們必須整隊出發，到小教堂做晨禱。每次擊鼓間隔5分鐘。

　　第19條：祈禱由牧師主持，誦讀道德或宗教經文。整個過程不超過半小時。

　　第20條：勞動。夏天5點3刻，冬天6點3刻，犯人到院子裡洗臉洗手，領取第一份麵包。隨後，他們編成勞動小組開始工作。勞動時間夏天必須從6點開始，冬天必須從7點開始。

　　第21條：進餐。犯人在10點鐘暫停工作，到食堂就餐。他們必須先在各自院子裡洗手，然後分組進餐。午餐後休息到10點40分。

　　第22條：學習。10點40分，隨著擊鼓聲，犯人列隊分組到教室。上課時間為2小時，交替學習讀寫、繪畫和算術。

　　第23條：12點40分，犯人以組為單位離開教室，回到各自院內休息。12點55分，隨著擊鼓聲，犯人按勞動小組集A

　　第24條：1點，犯人必須回到工作車間，工作到4點。

　　第25條：4點，犯人離開車間到院子裡洗手，然後按就餐小組集合。

　　第26條：5點以前是晚餐和休息時間，5點整返回車間。

　　第27條：夏天7點，冬天8點，勞動結束。在車間裡最後一次發放麵包。由一名犯人或一名看守用一刻鐘時間誦讀一段道德教誨。然後做晚禱。

　　第28條：夏天7點半，冬天8點半，犯人必須回到各自囚室，書先須在院子裡洗手和檢查衣物。第一次擊鼓時，他們必須脫去衣服，第二次擊鼓時，必須上床就寢。看守鎖好牢門，在走廊巡視，確保秩序和肅靜」（Faucher，274～282）。

　　我們已經看到了一次公開處決和一份作息時間表。它們懲罰的不是同一種罪行或同一種犯人。但是它們各自代表了一種懲罰方式。其間相隔不到一個世紀。但這是一個時代。正是在這段時間裡，無論在歐洲還是在美國，整個懲罰體制在重新配設。這是傳統司法「醜聞」迭出、名聲掃地的時代，也是改革方案紛至遝來、層出不窮的時代。當時出現了一種新的有關法律和犯罪的理論，一種新的關於懲罰權利的道德和政治論證；舊的法律被廢棄，舊的慣例逐漸消亡。各國各地紛紛醞釀或制定「現代」法典：俄國在1769年，普魯士在1780年，賓夕法尼亞和托斯坎尼在1786年，奧地利在1788年，法國在1791年、共和4年、1808年和1810年。這是刑事司法的一個新時代。

　　在眾多變化中，我將考慮的是這樣一種變化：作為一種公共景觀的酷刑消失了。今天我們可能對此不以為然。但在當時，或許這曾引發了無數慷慨激昂的華麗文字，或許這曾被人興奮地大肆渲染為「人性勝利」的進程，從而無須更深入地分析。再者說，與重大的制度改造、明確統一的法典和。司法程序的制定相比，與普遍採用陪審團制度、確定刑罰的性質以改造教養為主以及自19世紀起愈益明顯的因人量刑的趨勢相比，這種變化又算得了什麼？不那麼直接的肉體懲罰，在製造肉體痛苦的技術方面的慎重，不再被展示得更微妙、更溫和的折磨，這些不應被視為更深刻變化的一個具體例子、一種附帶的結果嗎？但是，畢竟存在著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幾十年前，對肉體的酷刑和肢解、在面部和臂部打上象徵性烙印、示眾和暴屍等現象消失了，將肉體作為刑罰主要對象的現象消失了。

　　到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陰森的懲罰盛會雖然在各地還時而零星地出現，但畢竟在逐漸消逝了。在這種轉變中有兩個進程。它們不是同步的，而且原因各異。第一個進程是作為公共景觀的懲罰消失。懲罰的儀式因素逐漸式微，只是作為新的法律實踐或行政實踐而殘存下來。公開認罪在法國於1791年首次廢除，後來雖曾有過短暫的恢復，但在1830年被再次廢除。示眾柱刑在法國於1789年廢除，在英國於1837年廢除。在奧地利、瑞士以及美國的一些州，如賓夕法尼亞，曾使用囚犯從事公益勞動，如清掃城市街道、修整公路。這些身穿囚衣、剃了光頭的犯人「被帶到公眾面前。對這些懶漢和惡棍的嘲弄，常常激怒他們。他們很自然地會對挑釁者進行瘋狂的報復。為了防止他們以牙還牙，給他們戴上鐵頸圈和腳鐐，上面還綁著炸彈。他們拖著鐵鍊，從事丟人現眼的雜役。警衛縣挎刀劍、短論和其它武器進行監督」（RobertVaux：《短論集》，轉引自Teeters，1937，24）。

　　到18世紀末或19世紀初各地實際上廢除了這種做法。在法國，公開展示犯人的做法延續到1831年，並受到激烈的批評。雷阿爾（Real）指責說，這是一種「令人作嘔的場面」。這種做法最終在1848年4月被廢除。以往用鐵鍊拴成的囚犯隊伍跋涉整個法國，遠至布雷斯特和土倫。

　　到1837年取而代之的是不顯眼的黑色囚車。懲罰逐漸不再是一種公開表演。而且，依然存留的每一種戲劇因素都逐漸減弱了，仿佛刑罰儀式的各種功能都逐漸不被人理解了，仿佛這種「結束罪惡」的儀式被人們視為某種不受歡迎的方式，被人們懷疑是與罪惡相聯的方式。在人們看來，這種懲罰方式，其野蠻程度不亞於，甚至超過犯罪本身，它使觀眾習慣于本來想讓他們厭惡的暴行。它經常地向他們展示犯罪，使劊子手變得像罪犯，使法官變得像謀殺犯，從而在最後一刻調換了各種角色，使受刑的罪犯變成憐憫或讚頌的對象。早在1764年，貝卡利亞（Beccaria）」就指出：「極其恐怖的謀殺被人們不動聲色地、若無其故地重演著」（Beccaria，101）。公開處決此時已被視為一個再次煽起暴力火焰的壁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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