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顛與文明第九章精神病院的誕生(8)

第九章精神病院的誕生(8)

　　這種精神治療實踐甚至對於使用者也很神秘。但是，它對於確定瘋人在醫學領域中的位置十分重要。首先是因為在西方科學史上，精神病醫學第一次具有了幾乎完全獨立的地位。要知道，從古希臘以來，它一直僅僅是醫學中的一章。我們已經看到，威利斯是在「頭部疾病」的標題下研究瘋癲的。而在皮內爾和圖克以後，精神病學將成為一門獨特的醫學。

　　凡是熱衷於在生理機制或遺傳傾向中尋找瘋癲病因的人都不能回避這種獨特性。由於這種獨特性會把愈益模糊的道德力量捲入其中，從而在根本上成為一種表現內疚的方式。這就使人們更不能回避它。他們愈是把自己局限於實證主義之中，就愈會感覺到自己的實踐在悄悄脫離這種獨特性。

　　隨著實證主義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醫學和精神病學，這種實踐變得越來越模糊了，精神病專家的能力也變得越來越神奇，醫生與病人的關係也越來越深地陷入一個奇特的世界。在病人眼中，醫生變成了一個魔法師，醫生從社會秩序、道德和家庭中借用的權威現在似乎來源於他本人。因為他是醫生，人們就認為他擁有這些能力。皮內爾以及圖克都曾堅決認為，醫生的道德作用不一定與任何科學能力有聯繫。但是人們，首先是病人認為醫生之所以具有消除精神錯亂的力量，是因為他的知識具有某種奧秘，他甚至掌握了幾乎是魔鬼的秘密。

　　病人越來越能接受這種屈服于醫生的狀態，因為醫生既具有神聖的力量又具有魔鬼的力量，是不可用凡人的尺度來度量的。這樣，病人就愈益把自己交給醫生，完全而且預先就承認了醫生的權威，從一開始就服從被他視為魔法的那種意志，服從被他視為具有預見能力的科學。結果，病人就成為他投射到醫生身上的那些力量的最理想、最完美的對象。這是一種除了自身惰性之外毫不抗拒的純粹對象，隨時準備成為被愛爾科（Charcot）用來讚美醫生的神奇力量的那種歇斯底里患者。

　　如果我們想要分析從皮內爾到弗洛伊德的19世紀精神病學的認識和實踐中的客觀性的深層結構，我們實際上就得說明，這種客觀性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巫術性質的物化體現，它只有在病人本人的參與下才能實現。它起始于一種明明白白的道德實踐，但是隨著實證主義推行其所謂科學客觀性的神話，它逐漸被人遺忘。雖然這種實踐的起源和含義已被遺忘，但這種實踐活動一直存在。我們所說的精神治療實踐是一種屬18世紀末那個時代的某種道德策略。它被保存在瘋人院生活的制度中，後來被實證主義的種種神話所遮蔽。

　　然而，如果說醫生在病人眼中很快就變成了一個魔法師，作為實證主義者的醫生則不可能這樣看待自己。他不再明白那種神秘的力量是如何產生的，因此他不能解釋病人何以如此合作，他也不願承認那些構成這種神秘力量的古老力量。但是，他又不得不給這種神秘力量以某種地位。而且，因為在實證主義的理解範圍內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實這種意志傳達或類似的遙控操作，所以不久人們將要把這種異常現象歸因於瘋癲本身。雖然這些治療方法憑空無據。但決不能被視為虛假的療法，而它們很快將成為醫治假像疾病的真正療法。

　　瘋癲並不是人們認為的那種東西，也不是它自認為的那種東西。它實際上遠比其表像簡單，不過是信服和迷惑的組合。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巴格斯奇氏癲症的緣起。通過一種奇怪的翻轉，人們的思想又跳回到幾乎兩個世紀之前：在瘋癲、虛假的瘋癲和模擬的瘋癲之間，界限不清一相同的症狀況在一起，以致相互交錯，無法統一。而且，醫學思想終於做出了一項鑒定，將瘋癲的醫學概念和對瘋癲的批判概念等同起來。而在此之前，自古希臘以來的整個西方思想一直對此猶豫不決。在19世紀末，在巴彬斯奇同時代人的思想中，我們看到了在此之前醫學從未敢提出的奇妙公理：瘋癲說到底僅僅是瘋癲。

　　這樣，當精神病患者被完全交給了他的醫生這個具體實在的人時，醫生就能用瘋癲的批判概念驅散精神病實體。因此，這裡除了實證主義思想的空洞形式外，只留下一個具體的現實，即醫生和病人的結合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概括了各種異化（精神錯亂、讓渡、疏離），它們既被聯繫起來，又被分解開。正是這種情況使19世紀的全部精神病學實際上都向弗洛伊德彙聚。弗洛伊德是第一個極其嚴肅地承認醫生和病人的結合關係的人，第一個不把目光轉向別處的人，第一個不想用一種能與其他醫學知識有所協調的精神病學說來掩蓋這種關係的人，第一個絕對嚴格地追尋其發展後果的人。弗洛伊德一方面消解了瘋人院的各種其他結構的神秘性：廢除了城股和觀察，廢除了瘋癲的鏡象自我認識，消除了譴責的喧嘩。

　　但是，另一方面，他卻開發了包容醫務人員的那種結構。他擴充了其魔法師的能力，為其安排了一個近乎神聖的無所不能的地位。他只關注這種存在：這種存在隱藏在病人的背後和上方，表現為一種不存在，而這種不存在同時也是一種無所不在，這就是分佈在病人院的集體生活中的各種權力。他把這種存在變成一種絕對的觀察，一種純粹而謹慎的緘默，一位在甚至不用語言的審判中進行賞罰的法官。他把這種存在變成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中，瘋癲以一種平靜止的運動抓住自己而又放棄自己。

　　對於醫生來說，弗洛伊德改變了皮內爾和圖克在禁閉所建立的各種結構。如果說「解放者」在病人院中異化了病人，那麼弗洛伊德的確把病人從這種瘋人院的生存狀態中解救出來。但是，他沒有使病人從這種生存狀態的最基本因素中解脫出來。他重新組合了瘋人院的各種權力，通過把它們集中在醫生手中而使它們擴展到極致。他創造了精神分析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中，通過一種神奇的短路，精神錯亂（異化）變成了對精神錯亂（異化）的消解，們為在醫生身上，精神錯亂已變成了主體。

　　醫生作為一個造成異化的形象，始終是精神分析的關鍵因素。也許是由於精神分析並沒有壓制這種最根本的結構，也許是由於它把其他各種結構都歸併於這種結構，因此它過去不能，將來也不能聽到非理性的聲音，不能通過它們來破解瘋人的符號。精神分析能夠消除某些形式的瘋癲，但是它始終無緣進入非理性統治的領域。對於該領域的本質因素，它既不能給予解放，也不能加以轉述，甚至不能給予明確的解釋。

　　自18世紀末起，非理性的存在除了在個別情況下已不再表露出來，這種個別情況就是那些如劃破夜空的閃電般的作品，如荷爾德林、奈瓦爾、尼采及阿爾托的作品。這些作品永遠不可能被歸結為那些可以治療的精神錯亂。它們以自身的力量抵禦著巨大的道德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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