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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精神病院的誕生(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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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圖克和皮內爾的思想和價值觀差異很大,但是在轉變醫務人員的地位這一點上他們的工作卻是一致的。我們在前面看到,醫生在禁閉過程中不起任何作用。而現在,他成為瘋人院中最重要的角色。他掌握著病人的入院權。圖克的休養院明文規定:「在批准病人入院時,委員會一般應要求申請人提交由一名醫生簽署的診斷書。……診斷書還應說明,病人是否還患有精神病之外的其他疾病。最好還應附有其他報告,說明病人精神失常已有多長時間,是否用過或用過何種醫療手段。」 自18世紀末起,醫生診斷書幾乎成為禁閉瘋人的必要文件。瘋人院內,醫生已具有主導地位,因為他把瘋人院變成一個醫療空間。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醫生的介入並不是因為他本人具有醫療技術——這需要有一套客觀知識來證明。醫務人員在瘋人院中享有權威,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科學家,而是因為他是一個聰明人。如果說瘋人院需要醫務專業人員,也是當作司法和道德的保證,而不是需要科學。一個廉正而謹慎的人,只要具有在瘋人院工作多年的經驗,也能勝任工作。 醫療工作僅僅是瘋人院的龐大道德工作中的一部分,認清這一點就能保證對精神病人的治療:「給躁狂症患者提供在確保他和其他人安全的條件下的各種自由,根據他越軌行為的危險程度來壓制他,……搜集各種有助於醫生的治療的事實,仔細研究病人的行為和情緒變化,相應地使用溫和或強硬的態度、協商勸慰的詞句或威嚴命令的口氣,難道這一切不應是管理任何瘋人院,不論是公立還是私立的瘋人院的神聖準則嗎?」 據圖克說,休養院的第一位醫生是因為他具有「堅韌不拔的精神」而被推薦任命的。這位醫生剛進人休養院時,毫無精神病方面的專門知識,但是,「他以滿腔熱忱走馬上任,因為他的技術發揮關係到許多同胞的切身利益」。他根據自己的常識和前人提供的經驗,試用了各種醫療方法。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這並不是因為療效很糟,也不是因為治癒率太低:「醫療手段與康復過程並不是密切相關的,這使他不能不對它們產生懷疑,認為醫療手段可能並非是康復的原因,而只是陪襯。」他發現利用當時已知的醫療方法幾乎毫無作用。由於懷有博愛之心,他決定不使用任何引起病人強烈不快的藥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位醫生在休養院中無足輕重。由於他定期看望病人,由於他在休養院中對全體職工行使權威,因此「這位醫生……對病人思想的影響有時會大於其他護理人員」。 人們認為,圖克和皮內爾使瘋人院開始接受醫學知識。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引進科學,而是進一種人格。這種人格力量只是借用了科學的面具,至多是用科學來為自己辯護。就其性質而言,這種人格力量屬道德和社會範疇。其基礎是瘋人的未成年地位,瘋人肉體的瘋癲,而非其頭腦的瘋癲。如果說這種醫務人員能使瘋癲陷於孤立,其原因並不是他瞭解瘋癲,而是他控制了瘋癲。實證主義所認定的那種客觀形象只不過是這種統治的另一面。「贏得病人的信任,使他們產生尊敬和服從的情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目標。而這只能是良好的教育、高雅的風度、莊重的語調和敏銳的洞察力所產生的效果。愚昧無知、沒有原則,儘管可以用一種專橫來維持,但只能引起恐懼,而且總是激發不信任感。看護已經獲得支配瘋人的權力,可以隨心所欲地指揮和管束他們的行動。他應該具有堅定的性格,偶爾施展一下他的強制力量。他應該儘量不去威嚇,而一旦做出威脅就要兌現,如果遇到不服從,立即予以懲罰。」 醫生之所以能夠在瘋人院行使絕對權威,是因為從一開始他就是父親和法官,他就代表著家庭和法律。他的醫療實踐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不過是對秩序、權威和懲罰的古老儀式的一個補充。因此,皮內爾十分清楚,無須現代醫療方法,只要醫生使這些古老的形象發揮作用,就能醫治瘋人。 皮內爾援引了一個17歲少女的病例。這個少女是在父母的「極端溺愛」下長大的。她患了一種「輕浮的語妄症,其病因無法確定」。在醫院裡,她受到極其有禮貌的對待,但是她卻總是擺出一種「高傲」的樣子,這在瘋人院中是無法容忍的。她在談到「自己的父母時總是出言不遜」。瘋人院決定對她實行嚴厲管教。「為了馴服這個桀驁不馴的人,看護利用浸泡的手段,表明自己對某些膽敢對父母大逆不道的人的強硬態度。他警告這個少女,因為她抗拒治療,並且頑固不化地掩飾自己的病因,今後她將受到各種理所當然的嚴厲對待。由於這次前所未有的嚴厲態度和這些威脅,這個少女受到「深深的觸動,……最後她承認了錯誤,並坦白說,她喪失理智是因一段無法實現的癡情所致,她還說出了所迷戀的人的名字」。在第一次坦白之後,治療變得容易了:「一種最理想的變化發生了,……她從此平靜下來,並且百般表達對這位看護的感謝,因為是他使她結束了長期的煩躁,使她內心恢復了平靜。」 這個故事的每個情節都可以用精神分析的術語加以轉述。應該說,皮內爾的看法是相當正確的。醫務人員能夠發揮作用,並不是由於對這種疾病有了一種客觀界定或者有了一種詳細分類的診斷,而是憑藉著一種包含著家庭、《威、懲罰和愛情的秘密的威信。正是由於醫生讓這些力量發揮作用,由於他自己戴上父親和法官的面具,他就可以一下子撇開純粹醫療方法,而使自己幾乎成為一個巫醫,具有一個薩馬特古斯Q22』的形象。他的觀察和語言足以使隱秘的故障顯露出來,使虛幻的念頭消失,使瘋癲最終讓位給理性。他的出現和他的言語具有消除精神錯亂的力量,能夠一下子揭示過失和恢復道德秩序。 正當有關精神病的知識試圖呈現出某種實證的含義時,醫療實踐卻進入了一個似乎能創造奇跡的不確定領域。這是一種奇異的吊詭。一方面,瘋癲使自己遠遠地處於一個非理性的威脅已經消失的客觀領域裡。但是,與此同時,瘋人卻傾向于與醫生牢固地結合在一起,而這種合作關係可以回溯到十分古老的聯繫。圖克和皮內爾所建立的瘋人院的生活造成了這種微妙結構誕生的條件。 這種結構將變成瘋癲的核心,成為象徵著資產階級社會及其價值觀的龐大結構的一個縮影,即以家長權威為中心的家庭與子女的關係,以直接司法為中心的越軌與懲罰的關係,以社會和道德秩序為中心的瘋癲與無序的關係。醫生正是從這些關係中汲取了醫治能力。正因為如此,病人發現,在醫生一病人的結合關係中,通過這些古老的聯繫,自己已經被交給了醫生,而醫生則具有了幾乎是神奇的治癒他的能力。 在皮內爾和圖克的時代,關於這種能力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說法。人們僅僅用道德行為的效能來解釋和論證它。它與18世紀的醫生稀釋體液或放鬆神經的能力一樣不具有神秘性。但是,醫生很快就拋棄了這種道德實踐的意義,而將自己的知識限定在實證主義的規範中。 因此,從19世紀初開始,精神病專家就不再明白自己從偉大的改革家那裡繼承的能力具有何種性質。改革家們的效能似乎完全與精神病專家關於精神病的觀念、與其他醫生的實踐毫無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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