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顛與文明第八章新的劃分(3)

第八章新的劃分(3)

　　然而，就在這時，禁閉遇到了另一個更深刻的危機。這個危機不僅使它的壓迫職能，而且使它的存在本身都成了問題。這個危機不是從內部產生的，也不是政治抗議的派生物。它是在整個社會和經濟領域中逐漸出現的。貧困此時正在逐漸從以往的道德混合體中脫穎而出。

　　人們已經看到在經濟危機時失業與懶惰無關；人們還看到貧困和遊手好閒被迫向農村擴散，而人們原以為能夠在那裡看到最樸實、最純潔的道德生活。所有這些都表明貧困也許並不僅僅屬罪惡世界：「行乞是貧困的產物。而貧困本身則是由土地耕作中或工廠生產中的偶然事件造成的，也可能是由商品價格上漲或人口膨脹等等造成的……」貧困變成了一種經濟現氛

　　然而，貧困雖非偶然，也不是註定會永遠受到壓制。有某些貧困是人們不可能消滅的。即使所有的閒人都被雇用，有些貧困也註定要伴隨各種社會的，直至世界末日。「在治理有方的國家裡，只需要有生於貧困或因事故而陷於貧困的窮人。」這種基本的貧困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可消除的，因為出身和事故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部分。長期以來，人們無法想像會有一個沒有窮人的國家。這種需要似乎已經深深地銘刻在人類命運和社會結構之中：19世紀以前，在哲學家的思想中，財產、勞動和貧困這幾個詞一直是聯繫在一起的。

　　貧困這一角色之所以是必要的，原因在於它不可能被壓制住，還在於它使財富的積累變得可能。如果窮人多勞動而少消費，就能使國家富強，使國家致力於經營土地、殖民地、礦山。生產行銷世界的產品。總之，沒有窮人，國家就會貧窮。貧困成為國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窮人成為國家的基礎，造就了國家的榮耀。因此，他們的貧困不僅不可能被消滅，而且應該受到讚頌和尊敬。「我的目的僅僅是使（政府的）一部分注意力轉到人民中受苦受難的那些人身上。…政府的後盾主要是帝國的榮譽和繁榮，而不論在哪裡窮人都是帝國最牢靠的支柱，因為一個君主若不發展人，支持農業、工藝和商業，就不可維護和擴大自己的版圖。而窮人就是這些使民族真正強大有力的重要力量的必不可少的工具。」這是從道德上全面為「窮人」重新正名，也就是在一個更深的層次上對窮人的作用和形象進行一次社會和經濟的重新整合。在重商主義經濟中，窮人既不是生產者也不是消費者，因此毫無立足之地：他懶惰、遊蕩、無人雇用，因此唯一的歸宿是禁閉，由此他被逐出社會。現在，新興工業需要勞動力，他在民族中重新有了地位。

　　於是，經濟思想在新的基礎上闡釋貧困的概念。過去，在整個基督教傳統中，「窮人」是真實具體的存在，是一種有血有肉的存在，是一種永遠個性化的需要幫助的形象，是以人的形象出現的上帝的象徵媒介。在禁閉的抽象作用中，「窮人」被消滅，與其他形象合而為一，隱于一種道德譴責中，但是其特徵並沒有消除。18世紀的人發現，「窮人」並不是作為一種具體的最終的現實而存在著；在他們身上，兩種不同的現實長期以來一直被混淆在一起。

　　一方面是「貧困」，即商品和金錢匾乏。這是與商業、農業和工業狀況相聯繫的一種經濟形勢。另一方面是「人口」。這不是一個受財富波動支配的消極因素，而是一種直接影響經濟形勢和財富生產的力量，因為正是人的勞動創造財富，至少是傳送、改變和增加財富。「窮人」是一個模糊概念。它把兩種因素結合起來，一個是「人」這種財富，另一個是被公認為人類必不可少的「需求」狀況。確實，在「貧困」和「人口」之間有一種明確的逆反關係。

　　重農學派和經濟學家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人口本身就是財富的一個因素。它確實是財富的某種用之不竭的源泉。在魁奈及其信徒看來，人是土地和財富之間不可缺少的中介；「按照一條古代諺語，人與土地一樣值錢。如果人沒有價值，土地也就沒有價值了。有了人，就能使所擁有的土地增值一倍，就能開墾它，獲得它。上帝能獨自用泥土造出人來，但是在世界上只有通過人，才能擁有土地，至少擁有土地的產品，其結果都一樣。由此可見，第一要有人，第二要佔有土地。」

　　在經濟學家看來，人口是一種十分重要的。因為在他們看來，財富不僅出自農業勞動，而且出自工業加工，甚至出自商業流通。財富與實際上由人進行的勞動相聯繫。「因為國家所擁有的實際財富僅存在於它的土地每年的產品和它的居民的產業中，所以當每畝土地和每個人的產業的產量提高到最大限度對，國家的財富也將達到最大限度。」

　　然而，人口越多越好，因為它將為工業提供廉價勞動力，從而降低成本，促進生產和商業的發展。在這個無限開放的勞動力市場上，「基本價格」，即杜爾丹（Turgot）所說的工人生活費用，與供求關係所決定的價格最終是相吻合的。一個國家如果擁有可由它任意支配的眾多人口這一最大的潛在財富。它就將在商業競爭中取得優勢。

　　因此，禁閉是一個重大錯誤，是一項銘設的經濟措施，因與文明——理性時代的頂回曲為這是通過分離出一部分貧困居民並用慈善事業維持這部分貧困居民來消除貧困。實際上，「貧困」被人為地掩蓋起來，而且一部分「居民」受到實際的壓迫，而財富總量始終不變。這樣做是為了幫助窮人逃避暫時的貧困嗎？他們是無法逃避貧困的，因為勞動力市場是有限的，在危機時期這種有限性更為危險。

　　相反，應該用廉價勞動力來降低產品的高成本，用發展工業和農業來彌補產品的匾乏。唯一合理的解決辦法是，使全部人口都重新進入生產的循環中，將他們分配到勞動力最短缺的地方。充分利用窮人、流浪漢、流放者和各種「移民」，是在國際競爭中使國家富強的一個秘訣。塔克在論述新教徒的移民問題時問道：「對付在實力和工業方面有可能壓倒我們的鄰國，削弱它們的最好手段是什麼呢？是拒絕接受它們的臣民，不讓他們成為我們的一部分，迫使他們留在本國，還是用高工資來吸引他們，讓他們享受與我們的公民同樣的好處？」

　　禁閉之所以受到批評，是因為它能影響勞動力市場，而且更因為它以及全部傳統的慈善事業是一種有害的財政支出。與中世紀一樣，古典時期一直力求通過慈善基金體系向窮人提供幫助。這就意味著一部分土地資本或收入不能流通。而且這種狀況是永久性的，因為人們為了避免慈善事業商業化，採取了各種法律措施使這些財產不再回到流通領域。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財產的效用逐漸減弱，經濟形勢也發生了變化，貧困也改換了形象：「社會的需求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自然界、財產的分配、人的階層劃分、輿論、習俗、國家及其各部分人的基本職業、氣候、疾病以及人們生活中的各種意外，都在不斷地變化。於是，新的需求產生了，而舊的需求消逝了。」

　　因此，慈善基金的限定性是與多變的、不確定的各種意外需求相抵觸的。而按理說它是用於滿足這些需求的。如果基金會所凍結的這筆財富不返回到流通領域，那麼隨著新的需求的出現，就必須創造出新的財富。被擱設的資金和收入的份額不斷增多，就相應地減少了生產資金的份額。其結果必然導致更嚴重的貧困，也就需要更多的慈善基金。這種情況會無限循環下去。

　　總有一天，「與日俱增的慈善基金最後會吞噬一切資金和一切私人財產」。經過仔細研究，人們斷定，古典時期的救濟是導致貧困的一個原因，是對全部生產性財富的逐漸凍結，在某種意義上是慢性自殺。「如果每個人死後都有一座墳墓，那麼為了找到可以耕種的土地，就必須推倒這些不能生產的紀念碑，為了養活生青，就必須移動死者的骨灰。」

　　在18世紀的進程中，對待病人的非人道的嚴酷態度並沒有消失、但是禁閉的表面理由，可以輕易地囊括瘋人的總體原則以及那些把他們編織成非理性的延伸部分的無數線索消失了。在皮內爾之前，瘋癲早已獲得自由，漢不是擺脫了將它關在地車中的物質任格，而是擺脫了使它受到非理性的模糊力量支配的那種更嚴重的束縛，或許至有決定意義的奴役狀態。甚至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瘋癲就已經自由了：人們在感知上將它分離出來，承認它的特殊性，並通過各種運作最終賦予它作為一個對象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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