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顛與文明第八章新的劃分(2)

第八章新的劃分(2)

　　這種意識與其說是一種慈善意識，不如說是一種政治意識。因為如果說18世紀的人覺察到在被禁閉的人中，即在自由思想者、道德敗壞者和侮罪的浪子中，還有另一種性質的「神志錯亂」，其焦慮是無法消除的，那麼這種認識正是這些被禁閉者本人的感受。他們是最先而且以最激烈的方式提出抗議的人。大臣、警察總監、地方行政官不斷地聽到內容相同的抱怨：有一個人給莫爾帕寫信，信上怒氣衝衝，因為他「被強迫與瘋人混在一起，其中有些瘋人十分狂暴，我每時每刻都有遭到他們淩辱的危險」；另一位蒙特克利夫神甫也向貝裡耶總監發出同樣的抱怨：「9個月來，我一直被關在這個可怕的地方，與15個或20個胡言亂語的瘋人、各種癲痛患者擠在一起。」

　　隨著這個世紀的進展，反對禁閉的抗議呼聲愈益強烈。瘋癲漸漸地變成囚徒所恐懼的幽靈，他們蒙受屈辱的象徵，他們的理性被消滅、被壓制的形象。終於，米拉波認識到，這將瘋癲混同犯罪的可恥做法既是一種野蠻地對待受懲罰者的巧妙工具，又是專制主義施展淫威的象徵。瘋人不是禁閉的第一個和最無辜的犧牲品，卻是禁閉權力的一個最模糊又最明顯最持久的象徵。專制暴政一直秘密地以這種非理性的可怕形式存在於被禁閉者中間。就在禁閉的心臟，在理性狂歡之地，反對現行政權、反對家庭、反對教會的鬥爭繼續進行著。而瘋癲則充分地體現了這些懲罰權力，它有效地產生一種補充懲罰的作用，在教養院的統一懲罰中，這種補充的折磨有助於維持秩序。

　　羅什富科·利昂庫爾在向乞丐問題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證實了這一點：「對癲病病人和教養院其他病人，甚至對遊手好閒的窮人所施加的一種懲罰，就是把他們放到瘋人中間。」這種做法的醜惡完全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瘋人體現了禁閉的殘酷真相，是禁閉中最惡劣的消極工具。在18世紀有關禁閉的全部文獻中隨處可見的一個事實，即住在教養院中的人必然會瘋癲，不也體現了這一點嗎？如果一個人被迫生活在這個譜妄世界中，被橫行無阻的非理性所裹挾，那麼在這種環境裡他怎能不加入這個世界的活標本的行列中呢？我觀察到，被禁閉在教養院和國家監獄中的精神錯亂者大多都是如此，在國家監獄中因受到極度虐待而精神錯亂，在教養院中因被單獨囚禁、持續不斷地被一種痛苦的幻覺所折磨而精神錯亂。」

　　囚徒中存在著瘋人，這一點並不是說明禁閉的醜惡極限，而是體現了禁閉的真相，不是禁閉的濫用，而是反映了禁閉的實質。18世紀發起的反禁閉論戰的確涉及到將瘋人和正常人強制混雜的做法，但是它沒有涉及到被公認為理所當然的瘋癲與禁閉的基本關係。自稱「人類之友」的老米拉波（Mirabeau）激烈地抨擊禁閉也嚴厲地斥責被禁閉者本身；在他看來，被禁閉在「著名的國家監獄」中的人沒有一個是清白無辜的；但是不應把他放在這些昂貴的機構裡，因為他在那裡只是苟延殘喘，虛度光陰。為什麼要禁閉「那些賣笑的姑娘？如果把她們送到外省工場，她們會成為勞動婦女」。為什麼要禁閉「那些流氓無賴？他們只是等待著獲得自由，而這種自由只能使他們上絞架。為什麼不用這些帶著腳鐐的人去做那些可能對自由勞動者有害的工作？他們將會成為一種做戒的樣板。……」

　　一旦這些人被全部送走，在禁閉所裡還留下什麼人呢？留下的是無法在其它地方安置的、確應留下的人：「某些不宜公佈罪行的政治犯」，以及「那些因放蕩而揮霍了畢生勞動成果的老人——他們奢望能死在醫院裡，因而平靜地來到這裡」。最後還有瘋人。他們需要有個能撒潑打滾的窩，「這最後一種人在哪兒也一樣地活」。小米拉波的論證則恰恰相反：「無論誰想證明在城堡、教養院和國家監獄中，政治犯、流氓、自由思想者、瘋人和墮落的老人構成大多數，或者構成其成分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我都要鄭重地予以駁斥。」

　　在他看來，禁閉的醜惡不在於將瘋人與罪犯混雜在一起，而在於他們加起來也沒有構成被禁閉者的核心部分。那麼什麼人能抱怨自已被迫與罪犯混雜在一起了呢？不是那些永遠喪失理智的人，而是那些在年輕時代放蕩不羈的人：「我要問，……為什麼要把流氓無賴與自由思想者混雜在一起？……我要問，為什麼讓有危險傾向的青年與那些能迅速將他們引入極端墮落的人混在一起少…最後，如果將自由思想者與流氓混雜的現象確實存在，那麼我們為什麼要用這種臭名昭著的惡劣做法來使我們犯下引導人們犯罪這種最卑鄙無恥的罪行？」至於瘋人，他們能有什麼更好的命運呢？他們沒有理性，不得不被禁閉起來，他們不明書理，無法不令人厭惡。「必須將喪失理性的人藏在社會看不到的地方，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

　　我們看到，18世紀對於禁閉的政治批判是如何運作的。它不是沿著解放病人的方向，也不是讓人們對精神錯亂者投入更多的仁愛或醫學關注。相反，它使瘋癲比以前更緊密地與禁閉聯在一起。這是一種雙重聯繫：一方面是使瘋癲成為禁閉權力的象徵及其在禁閉世界中的荒誕而又使人無法擺脫的代表，另一方面是使瘋癲成為各種禁閉措施的典型對象。

　　於是，瘋癲既是壓迫的主體，又是壓迫的對象，既是壓迫的象徵，又是壓迫的目標，既是這種壓迫的不分青紅皂白的盲目性的象徵．又是證明這種壓迫中的一切既合理又必要的辯護。通過一種似是而非的循環論證，象徵著禁閉的極端非理性的瘋癲卻最終成為禁閉的唯一理由。由於米什萊的觀念依然接近千18世紀的這種觀念，因此他能夠極其準確地對此做出概括；他在論述米拉波和薩德同時被囚於（巴黎郊區）萬塞油的情況時，回到米拉波的思路上：

　　首先，禁閉引起精神錯亂：「監獄使人發瘋，在巴士底和比塞特爾發現的那些人都已癡呆。」

　　其次，18世紀的暴政中最沒道理、最可恥、最傷風敗俗的東西是由禁閉場所和一個瘋人體現的：「我們已經見過薩爾佩特利耶爾醫院中的瘋狂行徑。在萬塞油，則有一個可怕的瘋子，即渾身散發毒氣的薩德。他寫作的目的是敗壞未來的時代。」

　　第三，僅僅為了這一個瘋子，也必須保留禁閉制度，但是事實上正相反：「他很快獲釋，而米拉波則被繼續禁閉。」

　　於是，在禁閉的中心部位裂開了一道深淵。這是一個將瘋癲分離出來的真空，它懲治瘋癲，宣佈後者是不可救藥的和不可理喻的。瘋癲此時便以不同於其他被禁閉者的形象出現了。瘋人的存在似乎體現了一種不公正。但這是對他者的不公正。非理性的無差別統一被打破了。瘋癲具有了獨特的性質，奇怪地與犯罪成為一對孿生兄弟，至少是通過一種尚未引起爭議的相似性而與犯罪聯繫起來。由此，禁閉的一部分內容被抽空了，只留下這兩種形象——瘋癲和犯罪。它們用自身體現了禁閉的必要性。從此，只有它們是應該加以禁閉的。雖然瘋癲拉開了距離，在混淆不清的非理性世界中最終成為一種可以說明的形式，但是它並沒有獲得自由。在瘋癲和禁閉之間建立起一種很深的關係，幾乎是一種本質性的聯繫。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