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顛與文明第八章新的劃分

第八章新的劃分(1)

　　19世紀初，所有的精神病學家，所有的歷史學家都被同一種憤怒情緒所支配。我們到處看到相同的義憤，相同的譴責：「居然沒有人因把精神病人投入監獄而臉紅。」埃斯基羅爾（Esquirol）歷數了波爾多的阿城城堡，圖盧茲和雷恩的教養院，在普瓦捷、康城和亞眠依然存留的「比塞特爾」以及昂熱的「古堡」，然後寫道：「而且，幾乎沒有一個監獄裡沒有胡言亂語的瘋人；這些不幸的人帶著手銬腳鐐與罪犯關在一起。這種混雜是多麼可怕！平靜的病人受到的待遇比罪犯還要糟糕。」

　　整個19世紀都對此做出呼應。在美國，圖克一家成為自己先輩工作的歷史學家和辯護士；在德國，繼瓦格尼茨之後，賴爾（Red）為那些不幸者「像政治犯一樣被投入人道主義的目光永遠看不到的地牢中」而發出不平之鳴。實證主義者們在半個多世紀中不斷地宣稱，是他們最早把瘋人從與罪犯相混雜的可悲狀態中解放出來，把無辜的非理性與犯罪區分開。

　　然而，證明這種說法的浮誇性是很容易的。多年以來，早就有人發出過同樣的抗議。在賴爾之前，弗蘭克（Franck）就說過：「那些參觀過德國瘋人院的人回想起所見所網都會心有餘悸。人們一進入這些苦難之地就會感到毛骨悚然。人們聽到的只是絕望的哭喊，但是，在這裡居住的是有才智有道德的人。」在埃斯基羅爾之前，在皮內爾之前，羅什富科·利昂庫爾和特農（Tenon）都有所表示；在他們之前，整個18世紀都有持續不斷的抗議聲音，提出抱怨者甚至包括會被人們視為最冷漠的、最願意維持這種混雜狀態的人。

　　在皮內爾等人大聲疾呼前二十五年，馬爾塞布（Malesherbes）「為了進行改革而參觀國家監獄。凡是他認為精神失常的囚犯…被送到醫院。他說，在那裡，社會環境、體育鍛煉和他精心規定的療法定能治癒這些人。」在18世紀更早的時候，一代又一代的總監、財政官和管理員一直在小聲地要求把瘋人與罪犯分開。這種要求有時得到實現。桑利的慈善院長請求警察當局把一些犯人帶走，把他們隨便關在那個城堡裡去。不倫瑞克教養院的管理員在1713年就要求不應將瘋人與在工場勞動的犯人混在一起。

　　19世紀利用各種同情心大張旗鼓地提出的要求，不是在18世紀已經被低聲說出並被不懈地重複著嗎？埃斯基羅爾、賴爾和圖克父子所做的不正是大聲疾呼，對多年來收容院裡習以為常的事情提出抗議嗎？從1720年到法國大革命，瘋人被逐漸移出監獄的現象可能就是這些抗議的最明顯的成果。

　　不過，還是讓我們來聽聽人們在這種半沉默狀態中究竟說了些什麼吧。當桑利的慈善院長要求將瘋人與某些罪犯分開時，他的論據是什麼呢？「他（指一個犯人）很可憐，另外兩三個人也很可憐。把他們關在某個要塞裡，他們的情況會好些。因為和他們關在一起的另外6個人是瘋子。這些瘋子日夜折磨著他們。」

　　這番話的含義對於警察當局來說應該是一目了然的，即應該釋放這幾個犯人。不倫瑞克管理員的要求也包含同樣的意思：工場被精神病人的喊叫和製造的混亂攪得雞犬不寧；這些人的狂亂發作隨時可能製造危險，最好還是把他們送回禁閉室，或者給他們帶上鐵鐐。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兩個世紀的抗議雖然表面相同，但其實質並不相同。19世紀初，人們的義憤在於瘋人受到的待遇並不比刑事犯人或政治犯更好些。而在整個18世紀，人們關注的是犯人應該有比把他們與精神失常者關在一起更好的命運。在埃斯基羅爾看來，義憤出自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瘋人僅僅是瘋人，而在桑利那位院長看來，問題在於犯人畢竟只是犯人。

　　這種差別也許並非如此重大。而且這種差別應該很容易被覺察到。但是，有必要強調這種差別、以便理解在18世紀的進程中瘋癲意識是如何轉變的。這種意識不是在人道主義運動的背景下演變的——那種運動使它逐漸地貼近瘋人的人性實際，貼近他最動人、最親見的方面；這種意識也不是在某種科學需要的壓力下演變的——那種壓力使它更關注和更真實地反映瘋癲會為自己說些什麼。

　　如果說這種意識是在慢慢地變化，那麼這種變化發生在既真實又不自然的禁閉空間中。這種意識經歷了結構上的某些不易察覺的變化以及時而發生的強烈危機，逐漸形成了與法國革命同步的瘋癲意識。瘋人逐漸被分離出來，單一的精神錯亂被劃分為幾種基本類型，這些與醫學進步和人道主義態度都毫無關係。正是禁閉本身的深層結構產生了這一現象，我們必須從禁閉本身去尋找對這種新的瘋癲意識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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