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顛與文明第七章大恐懼(4)

第七章大恐懼(4)

　　l.瘋癲與自由

　　在很長時間裡，某些憂鬱症被認為是英國人特有的；在醫學中和文學中都對此確認不疑。孟德斯鳩曾將羅馬人的自殺與英國人的自殺加以比較，認為前者是種道德和政治行為，是符合其各種教育的結果，後者則是一種病態，因為「英國人沒有任何明顯的理由使自殺，他們甚至在幸福的懷抱中自殺」。在這裡，環境起著作用。如果說幸福在18世紀是自然和理性的秩序的一部分，那麼不幸，至少毫無理由地阻礙幸福的東西就應該是另一稅秩序的組成因素。最初人們在惡劣的氣候、自然界的失衡（適宜的氣候是大自然促成的，而不適宜的氣候則是由環境造成的）中尋找後一種秩序。但是這不足以解釋「英國病」的原因。切恩早已宣佈，這種精神失常的根源是財富，美味佳餚，全體居民享受的富足，富人的享樂和悠閒。人們逐漸開始尋求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解釋，認為財富、社會發展、各種制度似乎是瘋癲的決定因素。

　　在19世紀初，斯普爾茲海姆在一部著作中將這些分析綜合起來。他認為，瘋癲「在英國比在其他地方發病率高」，不過是對那裡盛行的自由和普遍享受的富足的懲罰。心靈的放縱比權力和專制更危險。「宗教情感……不受拘束；每個人都可以向願意聽他講的人佈道」；由於聽了不同的觀點，「心靈在尋求真理時就會受到干擾」。猶豫不決，左顧右盼，三心二意是十分危險的！此外還有爭執不休、情緒激昂和固執己見的危險：「每件事都遭到反對，對立使人情緒亢奮。無論在宗教、政治、科學和其他一切事務中，每個人都可以持有自己的觀點，但是他必須準備遭到反對。」這麼多的自由使人無法駕馭時間；每個人都無所適從。國家的一切也都搖擺不定：「英國人是一個商業民族。人的思想若是總在考慮生意，就會不斷地被恐懼和希望所驚擾。商業的靈魂就是自私自利，因此很容易變得妒忌別人，並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

　　此外，這種自由也絕不是真正正常的自由。這種自由在各方面都受到同最正當的個人欲望相對立的要求制約和騷擾。這是謀利的自由、結黨營私的自由、金融組貂合自由，而不是人的管由、思想和心靈的自由。由於經濟原隊英國的家庭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家庭更專制：只有富家女子才有能力結婚；「其他人只有通過其他有害於身心的手段來獲得波足。這種原好也鼓勵了放蕩，從而可能導致病癲。」因此。商業應由使人的思想永遠不能接近真理，使人的本性必然陷於矛盾．使人的時間脫離四季的變化，使人的欲望屈從於利益的法則。

　　總之，這種又由不是使人擁有自己，而是不斷地使人疏離自己的本質和自己的世界。它使人迷戀於他人和金錢的純粹外表，沉溺於不可自拔的感情和未滿足的欲望。商業狀態的自由，就是人與他從中認識自我的那個世界的幸福之間、人與他從中發現真理的自然之間的「環境」。正是因為如此，它是瘋癲的決定因素。斯普爾茲海姆寫作之時，正值「神聖同盟」的顛峰時期，和專制君主制復辟時期。此時，人們很容易將整個世界的瘋癲的全部罪過都歸咎於自由主義。「能夠看到人的最大欲望即他的個性自由有其弊端，也算是獨具慧眼了。」但是，對於我們來說。這種分析的價值不在於它對自由的批判，而在於它使用了一個在斯普爾茲海姆看來意味著「非正常環境」的觀念——瘋癲的心理和生理機制在這種環境中受到縱容和得以強化和擴展。

　　2．瘋癲、宗教與時代

　　宗教信仰提供了一種意象畫面，一種有利於各種幻覺和格妄的太虛幻境。長期以來，醫生們對過分的虔誠和過於強烈的信仰的後果很不以為然。過於嚴厲的道德要求，對拯救和來世過於強烈的熱望，往往被視為造成憂鬱症的原因。《百科全書》也不失時機地列舉這種實例；「某些傳教士用激烈的語言給意志薄弱者留下強烈的印象，他們刺激起後者對破壞教規將受到的痛苦的極端恐懼，結果後者的頭腦中產生了驚人的變化。在蒙特利馬（Mom6limar）醫院，據說有一些婦女就是因參加了該市的一次傳教活動而患躁狂症和憂鬱症。這些婦女的思想陷入傳教者輕率宣揚的恐怖意象。她們整天只念叨絕望、復仇、懲罰等等。其中一人完全拒絕治療，認為自己是在地獄中，任何東西都無法熄滅她認為正在吞噬她的烈火。」

　　皮內爾沿襲這些開明醫生的思路，禁止給「因虔敬而患憂鬱症的人」看有關宗教信仰的書籍，甚至主張對「認為自己受到神召和力圖改變宗教信仰的教徒」實行單人禁閉。但是這裡依然主要是一種批判，而不是一種實證分析，因為人們懷疑，宗教事務因本身的渡委和幻覺性質而引發人們的脂妄和幻覺。皮內爾報道了一個剛被治癒的瘋癲病人的病例。這個人「讀了一本宗教讀物，…書上說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護衛天使。第二天晚上，他覺得自己周圍有一群天使，並聽到天國的音樂，獲得啟示。」在此，宗教完全被視為傳播謬誤的一個因素。然而，早在皮內爾之前，有些分析已經具有較嚴格的歷史學特點，把宗教視為滿足或壓制感情的一種環境。

　　1781年，德國作者默森（Moehson）把牧師享有絕對權力的遙遠時代描繪成幸福的時代氣當時不存在遊手好閒，時時刻刻都有「宗教儀式，宗教活動，進香翰聖，訪貧問苦，正規節日」。他們的時間被安排好的幸福所佔據，無暇去浪費感情，無暇去厭倦生活、煩躁不安。如果一個人感到內疚，他就會受到實際的、往往是肉體的懲罰。這種懲罰佔據他的思想，使他相信過失已得到黨總。當懺悔牧師遇到那些「過於頻繁地來懺悔的疑病症患者」時，他就讓他們以苦行來贖罪，以「稀釋他們身上過於粘稠的血液」，或者讓他們去遠方朝聖：「環境的改委，遙遠的路程，遠離故居，遠離困擾他們的事物，與其他香客的交往，緩慢但充滿生氣的跋涉，這些比今天取代了朝聖的舒適旅行更能對他們產生效果。」

　　最後，牧師的神聖性質使他的每一道命令都具有絕對的價值，任何人都不會想到試著逃避它；「通常，神經失常的病人是不會把一切告訴醫生的」。在默森看來，宗教是人與罪過之間和人與懲罰之間的一種中介。它表現為一種權威性綜合形式，通過施加懲罰來抑制犯罪；反之，如果宗教放鬆控制，僅僅維持良心懺悔、精神苦行的理想方式，它就會直接導致瘋癲。只有始終如一的宗教環境才能使人避免以各種潛越的極度請妄形式出現的精神錯亂。通過完成宗教禮儀和要求，人既能避免犯罪前無益地浪費感情，又能避免犯罪後徒勞地反復懊悔。宗教圍繞著此時此刻的圓滿完成來組織人的全部生活。幸福時代的宗教永遠讚美著「現在」。但是，一旦它在現代被理想化後，宗教就在「現在」的周圍投上一個時間的光環，一個空虛的環境。這是一個充滿遊手好閒和悔恨的環境，人的心靈完全陷於焦慮不安，放縱的感情聽任時間日復一日地虛耗；最終，瘋癲可以恣意妄為了。

　　領導享平與零零零。一般說來，文明構成了有利於瘋癲發展的環境。如果說知識的進步能驅散謬誤，那麼它也能傳播一種趣味，甚至一種嗜書疾。書齋生活，完全陷於抽象思辨，勞心不勞力，這些會產生極其災難性的後果。梯索解釋說，在人體中，經常工作的部分首先變得強壯堅實；體力勞動者的手臂肌肉和纖維首先變得強硬，使他們身強力壯，健康長壽。「讀書人的腦子首先硬化，使他們常常變得無法連貫地思維。」其結果必然是癡呆症。

　　知識變得越抽象複雜，產生瘋癲的危險性就越大。按照普萊薩萬（Pressavin）的說法，如果一種知識接近於直覺，只需要大腦器官和內部感官的輕微活動，那麼這種知識只能刺激起一種生理快感：「如果科學的對象是我們的感官能夠很容易感受的，那麼這種和諧的共鳴便便靈魂處於和諧一致。……這種科學在整個身體機器中進行著一種有益於各部分功能的輕微活動。」

　　反之，如果一種知識與感官的聯繫過於薄弱，過於脫離直覺，那麼就會引起大腦的緊張，進而使整個身體失調；「有些事物的連絡人們很難把握，因為我們的感官不容易接近它們，或者因為它們的關係過於複雜，需要我們費力去研究它們。（有關的科學）使靈魂陷於這樣一種活動，即不斷地使內部感官處於極度緊張狀態，從而產生極大的疲勞感。」這樣，知識就在感覺周圍組成了一種抽象關係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中，人有可能失去生理快感，而這種生理快感通常是人與世界關係的媒介。毫無疑問，知識在激增，但是，它的代價也隨之增大。誰能斷定今天聰明人比以前更多了呢？但是有一點是可以斷定的：「當今有更多的人患有智力病症。」這種知識環境的發展比知識本身更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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